（7）禅定与开悟

    禅定是梵文“禅那”（Dhyāna）的音译，早在佛陀之前就载于《奥义书》中，而后佛教各宗派皆修之。据《大般涅槃经》，佛陀入定离欲界诸天而得初禅，依次到二禅、三禅、四禅等色界诸天，又经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等无色界四空天，而后直入涅槃之境，这是禅定修炼人的心灵依次必然经过的境界，丹道之性功修炼亦须遵循这条人类心灵共同的规律。对一般人来讲，禅定之修持，只要有善知识接引，诚而信之地到柏林寺等庙里打七、闭关，原不需要久历年所地读经，亦可深入佛境。至于净土宗的念佛法门，更不需多少理论，只要诚心不二的身、口、意三业并用，愚夫愚妇亦可行的。无奈我辈学人，不容易敬信某种宗教，习惯于从哲学和科学研究的目的出发，非要读透《大藏经》的诸多佛典，直到对其中的理论有了自己的理解，才敢于对此略抒浅见。我之于禅定的修持和理解，是在练习静坐时首先详参傅金铨的《性天正鹄》，续而细读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因是子静坐法续编》和月溪禅师（吴心圆）的《禅宗修持法》，初步有所悟解。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清查“反革命暴乱”，集中学习两年，我记起《因是子静坐法续编》中所云：“方知古来学佛者，或从三论宗入，或从相宗入，确是一定之门径。杨仁山先生有言曰：‘相非性不融，性非相不显。’盖相宗则言相之极致，三论宗则言性之极致。若于二宗融会贯通，其于佛典，可以头头是道。”于是我立刻到图书室里翻阅《大藏经》，由《相宗八要解》入门，将法相宗的《解深密经》、《楞伽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及三论宗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依次借来读下去。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的张春波先生还健在，他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一声不吭地听别人批判“反革命暴乱”的发言，我知他曾跟随吕澂教授研习佛学八年，虽没有吕澂教授那么大名气，但书读了不少，足以回答我的疑问。张春波先生对我奖勉有加，劝我改行研究佛学，将自己的观点写成论文发表云云。我在学术界仅以研究道学见长，学佛是为有助修持，并不想涉足这一早已人才济济的领地，但在他的鼓励下我于《大藏经》竟一发不可收拾地读下去。几年后我又读到南怀瑾先生《椤严大义今释》、《如何修证佛法》和陈健民上师的《禅海塔灯》，如饮醍醐。我提到的这些书，除《性天正鹄》外，《因是子静坐法》、《禅宗修持法》、《如何修证佛法》、《禅海塔灯》都是近人的著作，不必像我那样先读法相宗、三论宗的原始佛典就能看懂，因之我向读者推荐先从这几本书入手了解禅定的真义。何况这些著者都是佛教的学界前辈，他们这几本书见地、境界都到位，除对丹道之论断有少许脚根不点地处之外，我至今还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应许为正传真授，因之他们已讲过的东西，我就不再重复了。由于我们的目标在于借佛学会通丹道，因之我仅从内丹学的视角谈些对禅学的看法。
    其一，禅宗乃佛学宝塔顶上的一颗明珠，欲修禅定以求明心见性，首先在行愿和见地上必须到位。在这方面，陈健民上师有几句譬喻：“以无常钱，买出离土，筑戒律墙，下菩提种，灌大悲水，施定力肥，开智慧花，结佛陀果。”这几句话很精要，把见地、行愿都包括进去了。一般说来，研究佛学的学者将流传于斯里兰卡、泰国等地的“南传佛教”称作“小乘佛教”，将北传至中国大陆的汉传佛教称作“大乘佛教”，将藏传佛教称作“金刚乘佛教”，也称“密乘”。陈健民上师《小大乘修空及密乘大手印、大圆满、禅宗辨微》云：“密宗属金刚乘或称密乘，而禅宗则与西藏密乘之大圆满同一法系，故当属密宗，而不属与密宗对立之显教各宗。”“小、大乘同为‘修空’，小乘配四谛修空，大乘配‘六度’修空，其为修也固难。”“大手印为‘能’空，盖有明体之能，然后以此能空，套上所空便是。故较小、大乘为直接，然较大圆满为渐。”“大圆满为‘本’空，本空则较能空为顿。”“禅空则为‘证’空，最初开悟，已属证量；非证量物，皆为禅宗所唾弃。故在五事中，禅宗独高。”“故诺那老师称禅宗为大密宗。”（《曲肱斋全集》第一册）就禅宗而论，陈健民上师又分为“圣教如来禅”、“直指祖师禅”、“机用儿孙禅”、“口头河沙禅”，以祖师禅比白教大手印，以如来禅比显教般若乘之大中道，唯机用儿孙禅方可比大圆满。禅宗之“人无我”和“法无我”都要空，其境界分“入处”、“出处”、“用处”、“了处”四个层次，《禅海塔灯》已辨析甚明，与大手印四瑜伽相比，入处可比“专一瑜伽”，出处可比“离戏瑜伽”，用处可比“一味瑜伽”，了处可比“无修瑜伽”。禅宗之修持，未正式开悟之前，先“参禅”而非“坐禅”，其方式是“看话头”或“跑香”和“打香板”。某些学者批评禅宗“参禅”而推崇“坐禅”，乃不明就里之论。禅宗修持者往往多年参访而不得开悟，但一经开悟即“善自护持”而闭关修禅定，故有“不破初关不闭关，不破重关不入山”之说。《续指月录》卷十载，宝藏普持禅师印证其徒慧旵悟后，嘱以“善自护持”，并送偈云：“见得分明不是禅，竿头进步绝言诠。发扬祖道吾宗旨，更入山中二十年。”六祖慧能《坛经》云：“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与语，以邪见故。”“道由心悟，岂在坐也！”“住心静观，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听吾偈曰：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原是臭骨头，何为立功过？”由此看来，禅宗以证量授受，以证量显现体用，并不专注打坐。禅宗之开悟，在于通过参话头、跑香等方式截断意识流，使自己的灵明性体显露出来，证得此本来现成、周遍法界、无执无得、主客一体、离身心意识的空性。有时这种空性的显露，却似惊鸿一瞥，稍纵即逝。如人在酒醉时、性交时、灌顶时、惊吓时、心息相依突入佳境时、先天精气入中脉时、闷绝时、临终时、睡眠时、极度劳累忽尔休息时、紧张状态突然放松时，以及打哈欠、打喷嚏、憋急撒尿时、突然愣神时，空性光明显前，刹那间即能觉知，足见其是一种真实的心理现象。这种偶然的空性显露，并非宝藏普持禅师所云那样“见得分明”，尚不是明心见性，只有见米做饭，不动心安住于性地，保任如如，善自护持，才能真正证得灵明性体。

    我在《道学通论》中，提出把人类的意识划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为表层的“常意识”，举凡感觉、知觉、记忆、判断、推理等日常认知活动，内丹学称之为“识神”，包括佛学的前五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和意识（第六识），属“理性思维”的层次。其二为深层次的“潜意识”，即弗洛伊德、荣格等精神分析学家所发现并研究过的人从胎儿、婴儿、少儿时期留下的心理印痕、心理未成熟时期受刺激遗留的童年记忆、人生的各种欲望、性欲和心灵创伤等印痕造成的非理性意识活动。佛学的“末那（anas）识”和“阿赖耶（Alaya）识”大致属于这一意识层次。这种由埋藏在心理深层的多种人生欲望和生理本能激发的潜意识在背后强烈地影响着表层常意识的心理程序，人们可以从梦境、幻觉、自由动作、癖习、精神病、偏执、妄想等多种心理状态中破译出潜意识的“原型”。内丹学将未被净化的潜意识称作“心魔”，将净化了的潜意识称作“真意”。其三是最底层的“元意识”，内丹学称之为“元神”，是一种先天遗传的本能意识，也是一种“灵性思维”能力。元意识是人类在亿万年漫长的生物进化中遗传在人的血肉之躯中尚未开发的信息库，它包藏着人在生物进化史上曾经有过的智慧和潜能。元意识相当于佛学里的“阿摩罗（Amla）识”（一译“阿陀那识”），也称“无垢识”、“白净识”，是阿赖耶识所藏的“无漏种子”，是人身真正的“自我”，内丹学称作“主人公”。在佛典中，阿摩罗识一般被包含在阿赖耶识中不加区分，故“阿赖耶识颂”云：“浩浩三藏不可穷，渊深七浪境为风。受熏持种根身器，去后来先作主公。”这就将阿赖耶识当作承担个体的人之业力和习气的轮回种子。而《解深密经》则云：“阿摩罗识（一作“阿陀那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愚不开演，恐彼分别执为我。”由此可知，只有阿摩罗识才相当于丹道中的“元神”。这样，内丹学的心灵修炼工程，也是一项凝炼常意识，净化潜意识，开发元意识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套发现“自我”，开发“自我”的心灵修炼程序。

    在内丹学修炼中，常意识可以凝炼为“意念力”，意念力也可以作用于外部的自然界和生命界。潜意识可以凝炼为“阴神”，阴神是人格化了的潜意识，又称“梦生身”，佛教密宗谓之“中阴身”，具有离体体验、遥感、遥视、预知等超常的心灵潜能。元意识可以透过潜意识参预常意识的心理活动，展现为直觉、灵感、前知等先天的“灵性思维”形式。内丹家通过“入静”等心理训练“排除常意识”（丹家称“识神退位”），元意识便可显现出来（丹家称“元神呈现”），元意识显现是一种头脑十分清醒的“无思维”状态，它在潜意识层次里激发和应用称作“真意”。在内丹学修炼中，元意识经过开发和凝炼，可以逐步人格化为“阳神”。阳神是元意识的凝聚体，有成熟的人格，是有形有相的本我，可以脱离肉体存在，具有突破时空障碍的巨大神通，这是内丹学研究和修持中须待验证的一项课题。更为现实的是，元意识通过凝炼转识成智，从而明心见性，使自己圆陀陀、光灼灼的“灵明性体”呈现出来。这一“灵明性体”，道学称为“金丹”，佛学称作“真如实相”，是一种无生无灭的无分别相，是在“气离出入”、“心离能所”时呈现的“无云晴空”般的心灵绝对本体，即所谓人的“本来面目”。藏传佛教噶举派“大手印”的修持，须经四次灌顶（瓶灌、密灌、慧灌、胜义灌）和四瑜伽（专一瑜伽、离戏瑜伽、一味瑜伽、无修瑜伽）的修持，则眼、耳、鼻、舌、身之“前五识”转为“意识”，意识再转为“末那识”，末那识继转为“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又转为“阿摩罗识”，直到阿摩罗识破而转为“法界体性智”，便完成了“转识成智”的心灵修持程序，这个程序在内丹学中称作“炼神还虚”。“法界体性智”即是道教内丹学中所称万劫不坏的一点“灵明性体”，也是佛学的“真如佛性”。阿摩罗识既相当于丹道的元神，也是佛学“去后来先作主公”的“轮回种子”。在尚未“转识成智”之前由它作主，但既转识成智之后，不受轮回，即由佛性（法界体性智）作主了。阿摩罗识转为法界体性智之后，其他各识亦随之而转，阿赖耶识转为“大圆镜智”，末那识转为“平等性智”，意识转为“妙观察智”，“前五识”转为“成所作智”，皆为“法界体性智”之妙用。

    道学和佛学都是心物能一元论的科学观，但道学是“道本论”，佛学是“心本论”，佛陀的“心”相当于道学的“一”，故内丹学在“转识成智”（即炼神还虚）之后，还有一个“虚空粉碎”、“炼虚合道”的步骤，才能“以心契道”，达到“即心即道”的境界。禅宗的功夫大多在“神”的层次上进行，需要在见地、行愿、持戒、布施诸方面都到位，外表上虽不见其做功夫，而实际上时刻不停地用功夫。禅宗以灵明空性为真如，空性能缘生万有，谓之“性空缘起”。缘生即因缘所生，不能缘生者为“顽空”，非禅宗境界，而万有（即万法，泛指客观世界的一切存在物）又缘生性空，谓之“缘起性空”。佛学认为人能证得人无我、法无我的“无我性空”，便可不入轮回，故陈健民上师诗云：“长寿何需药物功？金丹未就已归空；自从修习人无我，不在阎王支配中。”禅宗之修持功法，与藏密宁玛派（红教）的大圆满功夫属同一法系，和丹道中王重阳所传全真道功法相当，白玉蟾之上品丹法和闵小艮之《天仙心传》亦可与之比肩。由此可知，先师王沐先生判定全真道北宗功法偏重性功，当属不谬。先师知非子亦有诗云：“六度之禅最为高，养生极则莫比肩。铅汞阴阳都扬却，人心不起道心圆。先天之先惟此是，法身炼就色身全。同类虚空皆可摄，体用动静相循旋。”先师知非子曾皈依于贝马布达上师、根桑上师、贡噶上师等，生前与陈健民上师多有交往，曾为陈健民《中黄督脊辨》作序。先师所谓六度禅者，系指第六度般若禅及大手印、大圆满等法门，就丹道而言，则以无念之念为阴，不息之息为阳，即阴即阳，将同类阴阳和虚空阴阳之丹道精华都摄为一体，故曰“铅汞阴阳都扬却”也。

    其二，什么是“开悟”？永明寿禅师《宗镜录》卷一载有“十问”以判定是否开悟，南怀瑾先生《如何修证佛法》已逐条作了讲解，读者自可参看。我从新道学的视角统摄禅学，解读禅学，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心灵中的灵明性体显现，谓之开悟。
    我们遍观世界各民族之哲学史和宗教史，发现一切拥有独立文明和智慧的民族，皆有对世界万物究竟本原之探索，皆有对宇宙之绝对本体的追求。西方哲人靠理性思维去推究而建立了形而上学，然仅能认识相对之本体论，无法认识绝对之本体论。故康德干脆否定人有认识绝对本体之认识能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则进一步解构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解构了形而上学，这是西方哲学史的一种悲剧性的终结。靠灵性思维建构的东方哲学则不然，佛陀反求自心，证得灵明性体，这是人类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一大发现。老子则以灵性思维发现了“道”是宇宙的绝对本体，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从而建立了真正的形而上学。人的灵明性体与道相合，达到即心即道的境界，则是东方哲人的最高成就，也是人类的智慧之光。人的灵明性体呈现，就会达到主客一体、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境界，得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粒微尘即大千世界、刹那万世的心灵体验，这就是开悟。

    陈健民上师著《禅海塔灯》，据《传灯录》、《五灯会元》、《指月录》等所载禅宗公案，将禅宗“开悟”之证量分为“入处”、“出处”、“用处”、“了处”四个层次，读者自可参究。我今以道解禅，简单说来，人能截断意识流，中止逻辑推理，排除理性思维，即是“入处”。这个“入处”，就是古德所谓“用心即错”的“心识不到处”，故赵州曰：“且什么处着得？‘一心不生，万法无咎’，坐看三十年；若不会，截取老僧头去！”牛头《心铭》亦云：“一切莫顾，安心无处；无处安心，虚明自露”。所谓“虚明自露”，即“色界”和“无色界”的通道，也即内丹学中的“玄关一窍”！人能进而破除“我执”，认准“无我性空”，即是“出处”。楼子和尚从酒楼下过，偶因系袜带少住，听见楼上歌妓唱曰：“你即无心，我也无。”忽而大悟，所悟在一个“无”字。此即二祖慧可“觅心了不可得”，也即六祖慧能：“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无俱不计，常御白牛车。”《续指月录》载宝芳进禅师法偈云：“真性本无性，真法本无法。了知无法性，何处不通达？”亦是此意。人能更进一步激起灵性思维，生机勃勃而事事无碍，即其“用处”。二祖慧可浪荡于屠门、酒肆，人问则曰：“我自调心，何关汝事？”西天二十二祖摩拿罗尊者亦曰：“心随万境转，转处复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复无忧。”此即荆州天皇道悟禅师所云“开悟”后“保任”之法：“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圣解。”陈健民上师又谓“任运之用，非作为之用；离能所之用，非有对待之用。”马祖道一更谓之曰：“平常心是道，无造作、是非、取舍、断常、凡圣。”以上为禅的大机大用之处。内丹学以“打破虚空”为了当，禅学则以“万缘忽息”，灵明性体无染为“了处”。禅学是从心的层面证道的学说，《心经》讲“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即是说“无我空性”之灵明性体，本来固有，人人具足，朗然常照，它不是另一个东西“生”出来的，无生故无灭，无灭必有大机大用。丹道之功，也全在这个“生”字上，生即大机大用。人而能修持到六根并用，一心清静，才寻到禅的了手处。《禅海塔灯》载龙牙禅师颂云：“夫人学道莫贪求，万事无心道合头；无心始体无心道，体得无心道亦休。”这“道亦休”一句，便是“了处”，此所以船子德成禅师待夹山禅师开悟后，弃舟入水而逝也。人能参禅得个“入处”、“出处”、“用处”、“了处”，便开悟证得灵明性体，可称之为“明心见性”了。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易障道，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因之高官和巨商，人性已被异化，灵魂大多扭曲，皆受权和钱的腐蚀而程度不等地造下诸多恶业，故修道最难。人而立志修佛道，必先痛下出离心，和花花世界的名利色权诸贪欲作个了断，所谓“了则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须酬宿债。”百丈山怀海禅师云：“努力猛作，莫待耳聋眼暗，发白面皱，老苦及身，眼中流泪，心中怆惶，未有去处；到恁么也如此时，整理手脚不得也，纵有福智多闻，都不相救。”祗园性虚禅师辞世偈云：“好去了，好去了。无生路上人知少。他年再有相逢日，大众修行须及早。”而后又有明本禅师曰：“今之参禅，不灵验者，第一无古人真实志气；第二不把生死无常当作一件大事；第三拌舍积劫以来积习不下，又不具久远不退转身心。毕竟病在于何？其实不识生死根本故也。”“惟有痛以生死大事为己重任者，死尽偷心，方堪凑泊直下。傥存毫发许善恶、取舍、爱憎、断续之见，则枝叶生矣。可不慎乎！”
    六祖《坛经》云：“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实际上不仅禅宗如此，丹道之性功亦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人的灵明性体是本来圆满具足，“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各种妄想、杂念等意识活动，本质上也是灵明性体的影响、显现和机用，恰如海水扬波、物体留影一般。能离诸相，灵明性体清净曰“无相”；能离诸境，灵明性体不染曰 “无念”；能离诸缘，灵明性体不缚曰“无住”。然而遍观各种性功修炼法门，欲达“无念”之境不外“操、纵”二途。所谓“操”法，即用“系心一处”等法门，据心理学规律以止念。念头和呼吸犹如波浪一般是间断的，过去念已去，未来念没到，现在念即可止于当下。在前后二念之间止念入定可得汞（元神），在前后二息之间停息而成胎息可得铅（元精）。得汞必有轻安的觉知，得铅必生大乐的感受。止念不是如死尸一般的“顽空”或木石一般的“无记”，而是无“攀缘心”，正如二祖慧可所云：“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所谓“纵”法，就是不作意于止念，随意而修，无心而修，以不修为修。六祖《坛经》云；“惠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人欲“止念”，而“止念”的想法本身亦是一念，这好比高能物理学里以光来测定光子的状态，测量本身即改变了光子的状态，以念止念亦是造作，并非真实。从本质上说，人之灵明性体皆自圆满，不假修证，故而道不用修，但莫污染而已！《续指月录》载：“夷峰宁禅师参大冈月溪澄和尚，久而彻证。澄付以偈曰：祖祖无法付，人人本自有。汝证无授法，无前亦无后。”一些有意造作的炼性之术，多是重增束缚，如剜肉生疮，自疗自伤。然而不修之修，亦非什么功夫也不做的“自然外道”，“自然外道”是“放任”而非“保任”，“放任”是达不到“无念”境界的。欲达“无念”之境，就“纵”法而论，又有“随流”和“溯源”两术。随流之术，即当念头生时，以灵明性体所发无念之正念照定它，不擒不纵随流而去看它如何变化。此念头被照看后如海水扬波仍会波归大海趋于平静，亦如蛇之盘结终会自解而归蛇行，久之妄念则离去不生矣。溯源之术则是当念头生时，反观此念头缘何而生，由何而来，追溯至一念未生前，看是什么？临济义玄禅师云：“看取棚顶弄傀儡，抽牵全藉里面人！”人之妄念，皆由自己灵明性体攀缘而生，灵明性体即是幕后牵线弄傀儡的“里面人”！意识来自何方？只要向一念未生前悟去，灵明性体自露！迷则迷自本心，悟则悟自本性，悟后灵明性体呈现，可谓“不改旧时人”，只须调驯之，保任之。何以谓之“保任”？临济义玄禅师云：“心心不异谓之保，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谓之任”。由此可知，“纵”法即是保任之法，心不攀缘便是修道！人的念头虽然随波攀缘，但能觉能照的“主人公”本身并没有动，能反观此念头，追寻此念头，此念头必空。与“纵”法的“随流”和“溯源”两术相对应，“操”法欲达无念之境，也有“增”和“减”两术。所谓“减”，即是系心一处将念头渐渐减少，古德云“制心一处，无事不办”，就是这个道理，最后连这个“系心一处”也要空掉。诸如禅定的安般守意，止观法门，天台宗的“六妙法门”，“三际托空”，丹道的心息相依，以铅伏汞等，皆属“减”法。而密宗的观想本尊、持咒念佛、磕大头、禅宗的跑香、打香板、起疑情、参话头等，皆属“增”法。增法其实是应用了道学“物极必反”、“阴极生阳”的“太极原理”，将念头不减反增，增至极端，也会突现一片空明的无心之境。古德云：“修行不到无心地，万神千般逐水流”，至无心地灵明性体才能显露。

    傅大士有偈云：“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这段话是对人之灵明性体的真实描述。人之灵明性体，即是道学里的“一”，也即湛愚老人《心灯录》里所述佛陀降临世间时云“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之“真我”，也称作“本来面目”。欲显现此灵明性体，禅宗“参话头”的方法最为殊胜。如前所述，参话头属作意止念（“操”法）中“增”的心术，其术是找一个最易使人生疑的语句（疑问）作为话头首先起疑情，将心中的疑情全集中于话头上，用尽心力参悟，使之欲求不得，欲罢不能，终于爆发灵性，大彻大悟。这些话头有可以用逻辑推理的，有根本没有逻辑或语义的，但都是一些不能找到答案的语句，目的仅在于生起疑情，故有“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的说法。有些话头可用逻辑推理和理性思维参究，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父母未生前我是谁？”“何为佛祖西来意？”“念佛者是谁？”“狗子有佛性也无？”等。有些话头无逻辑可寻，如“庭前柏树子”，“吃茶去”，“秦时轹钻”，“一二三四五”，“非梁陈”，特别是马祖道一的“藏头白，海头黑”，根本不能用逻辑推理去理解是个什么意思。这些话头，其要害在于生起疑情后，理性思维增而又增，增得头脑承受不住，从而截断意识流，激起灵性思维而开悟。湛愚老人《心灯录》云：“参语句，最妙在去不得，更妙在于罢不得。”“古德想出参语句之法，直要人当下即超入如来之地。更妙在语句并无理路可思、理路可议，刹那间即将你有生来多少妄想一截即断，使你心意识去不得，不得不生疑。然这去不得之时，正是我本来面目显露之时，与十方如来觌面之时，实相无相之时。”“然而妙在此疑，此疑只隔一层纸，这疑即是你出头的要路，即是你脱生死轮回的妙法，即是你证道与诸佛相见的密因。百千万劫容易不得到这里，百千万参学之士容易不得到这里，万万不可罢手！”“然要尽力去疑，疑到极处，自然悟入。悟后一想，原来多了这一疑。当去不得时，早已得之矣！”又说：“马祖答僧问西来意曰‘藏头黑，海头白’。此两句全无理路，又要你参，所以为妙。一参便去不得，直将你心意识之根截断，教你无可奈何。”“然全亏此两句，把断要津，不通凡圣，为末后一句，乃能跃出。”如此解门关闭，悟门必开，灵明性体忽地显露出来，将无始以来所染所著的习气销尽，既息诸缘，又不断灭，绝见离境，渐臻玄奥，名曰“善自护持”。《续指月录》载双峰净琴禅师闻尊宿静晃云：“佛性虽人人本有，若不以智慧攻化，只名凡夫。今欲成办此事，直须尽扫葛藤枝蔓，只将一句无义味话头，自疑自问，自逼自拶，不肯求人说破，不肯依义穿凿，决要命根顿断，亲证亲悟。如此昼三夜三，迫勒将去，年深月久，忽然心华发明，如云开见日，古人公案，一一洞了。始知无禅可参，无佛可做，头头上了，物物上通，如人到家，不问路也”。万峰时蔚禅师亦云：“大凡参学做工夫者，先将平日所知所见，人我名利，尽情扫却，然后将本参话头，顿在目前。行住坐卧时也参，著衣吃饭时也参，屙屎送尿时也参，静闹闲忙时也参，喜怒哀乐时也参，但于二六时中，心心无间，念念相续，不忘这个话头。须是大起疑情，大疑即大悟，不疑即不悟。悟即悟自本心，明即明自本性。古人云：‘佛见、佛法，是两重铁围山。若有所见，尽成其障。’所以《证道歌》云：‘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痕垢尽除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此事不论根性利钝，只要信得及，行得切，时节到来，忽然触着磕着，洞明大事。”这就是说，当选定参话头时，必须持续不停地连自身也参进去，使通身都是话头，形成一个“大疑团子”。陈健民上师《参禅捷径》云：“话头应一个接一个如箭射入上空一般”，不能间断，如接续不好则箭会全部坠地。“因此，一个接一个，它们必须紧密相接，以免任何其他念头夹杂其间。这是看话头之秘诀。”直到心识路绝，理性思维承受不住而突然截断，于是知解两忘，人法双泯，澄澄湛湛，这个“大疑团子”蓦地爆破，迸出一轮红日照耀山川，便开悟了。乌石世愚禅师偈云：“时时觌面不相逢，吃尽娘生力气穷。夜半忽然忘月指，虚空迸出日轮红。”（《续指月录》卷七）不难看出，“参话头”只不过是一种心理学上以“增”的办法止念的技术，《管子》一书最早称之为“心术”，“开悟”也是深层心理学上“元意识”被开发和凝炼的一种状态。这样，我们将禅宗“参话头”、“开悟”的程序和本质已揭示得很透彻，这对学术研究来说是大好事，但对真参实悟来说却未必是好事！因为学者一旦明白此“心术”的底细，反倒容易认指为月，望梅林而止渴，将黄叶以止啼，增添了一层理障，在修证时认光影、弄虚头，仅解得清明，在信位上徘徊不前。总之，知解门开，悟门必塞，擅长逻辑推理的理性思维，恰恰是禅学修习所极力避免的！

    吕祖《百字铭》云：“动静知宗祖，无事更寻谁？”“宗祖”即灵明性体，古德唤作“无事道人”。临济义玄禅师云：“山僧无一法与人，只是治病解缚。你取山僧口里语，不如休歇无事去！”天宁道济禅师偈云：“道本无为岂属修，有修头上更按头。虚空若使重加柄，野草闲花正好愁。将谓衣中有宝珠，衣穿方知宝珠无。前年尚有无珠说，今日无珠说也无。”育王如琪禅师亦云：“地大、水大、火大、风大，若一念无疑，地不能碍；若一念无爱，水不能溺；若一念无瞋，火不能烧；若一念无喜，风不能飘，如此即是无依道人。”看来禅宗“无修”、“无事”、“无依”的境界，和丹道“虚无”、“无为”的境界是殊途同归的。禅宗以证量授受，以证量显现体用，但有言说，但有工夫，皆非实义，皆是解悟而非证悟，必则参须实参，悟须实悟，须由自证，不假他求，不涉言诠，不存知解，如电光石火，一得永得，才是证悟。在禅学看来，天地间生死流转，善恶是非，报应循环，无非是一大道场；世俗之事，皆可视为灵明性体之机用；其他如天堂、地狱、极乐世界、佛祖接引、涅槃、轮回、三恶道、飞升云云，皆是人之心相。参禅开悟后，则无人相，无我相，无寿者相，无智亦无得，即与所有心相毫不相干矣。参禅至忽尔有悟，以心见性，尚非全悟；必得眼见此大千世界，细至微尘，皆是灵明性体化现，方为彻悟。悟而得乐，有快活受用，才能真悟；若无受用，乃影响之见，尚非真悟。悟后要根据自己的性格偏向、心理弱点下手调驯、保任此灵明性体，“善自护持”才是工夫。禅学认为“心外无法”，因之不必心外求法，只将其灵明性体“任运无整”即可。“无整”即无执、无著、无作、无饰的状态。灵明性体呈现的开悟境界，是一种先天的无差别的绝对境界，它无二元对立，无主客之分，无彼此，无名相（无概念），离知性，无缘取，无企盼，无作意。因之任运无整即为修，善自护持即为修，不动心即为修，毋须排斥什么，毋须舍弃什么，毋须出离什么，毋须取代什么，以不修而修，在原来境上保任，任何境皆为清净佛境。堪布卡塔仁波切《了义海》云：“倘若我们了解佛法在究竟上并非意指消除甚样东西，然后再带入另外一样东西；倘若我们了解事实上，它并无一样可消除，也无一物可增补的话，那么这便表示我们已抓到了要点。”是以实相般若本无染垢，仅因我等之业障体认不真，一切佛法的目标均在于消除执著，使心无攀缘而已。直视念头、不擒不纵、不生分别则心无攀缘，心无攀缘即是悟境。黄龙慧开禅师偈云：“是非长短耳边风，切莫于中觅异同。要得八风吹不动，放教心地等闲空。”老子《道德经》云：“绝学无忧”（20章），这应是禅学的真见地。禅学之修持，须用一个“绝”字，外绝诸法，内绝诸见，绝见即离缘离境，但非断灭相，直到“绝学无疑，逍遥无心”，方是禅的境界。临济义玄禅师云：“一念缘起无生，超出三乘权学”。权学即“善巧方便说法”，佛教小乘、大乘、金刚乘的三乘佛经，其实都是引导人们明心见性的“权学”。观想佛教密宗的大量本尊、千手千眼观世音，修“上师相应法”、“那洛六法”等，亦不过引领我们证悟的“方便法门”。人一旦见到灵明性体，则禅宗千七百公案都成了用不着的闲家具。老子赞“愚”不赞“智”，惟愚者能息见而入悟门，故“绝学无为”为禅宗修行之要诀。最后再参一则公案：“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答曰：“一归于道”。

    其三，什么是禅定？六祖《坛经》云：“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佛法离不开坐禅入定，《增壹阿含经》倡导“十念”法门，其中“念安般”实即打坐调息之法。天台宗的“六妙法门”，以数、随、止、观、还、净来调息止观，亦是以坐禅求禅定的法门。“观”是佛法，以开发智慧、明心见性为主；“止”是共法，佛教和道教都要打坐止念入静。其实从究竟意义上说，灵明性体本自不动，何须用“止”；本自不蔽，何须用“观”？就禅定来说，亦不能等同于静坐。《指月录》卷五载马祖道一未成道时在衡岳习坐禅，遇其师怀让禅师，讥其以坐禅求成佛犹如“磨砖作镜”，“若执坐相，非达其理”。马祖道一闻之，如饮醍醐，侍奉九秋，日臻玄奥。《法华经》亦有偈云：“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可见南岳怀让的这一见解也与佛经相合。佛陀说法四十九年，后人将其经典分为小乘、中乘、大乘、金刚乘；在中国传有禅宗、密宗、天台宗、贤首宗、法相宗、三论宗、净土宗、律宗、成实宗、俱舍宗等，皆是佛陀导人入道的方便法门；适合参禅或适宜坐禅，亦应因人的资质和缘分而定。六祖慧能《坛经》云“法门无量誓愿学”，既云“法门无量”，当然也应包括丹道这一法门应当学，故南岳慧思禅师立《誓愿文》修习丹道以求延命护法。后人在佛法和丹道之间，在佛法各派系之间相互诋诽，乃是用心不普的门户之见。佛经所云“乘”，其意盖云人奔向佛的目标所乘的交通工具，故“小乘”即小车，“大乘”即大车，“金刚乘”即钻石般坚固的车。第十二世泰锡度仁波切《相对世界，究竟的心》一书中说：“小乘有如两轮的人力车，跑起来慢慢的，万一要是翻了车，乘客不会受重伤。而大乘有如公共汽车，它跑起来很快，但若万一滑落路旁，可能有很多人会丧命，不过仍然有不错的活命机会。然而密续或是金刚乘有如喷射机，那真是难以想像的快速，但当它在半空中遭遇到意外时，所有坐在里面的人都就此完结”。小乘佛法包括声闻乘、缘觉（独觉）乘，为自身开悟而修炼，可以出离痛苦，破除烦恼，入甚深禅定，得罗汉果。小乘罗汉果仅是证得“人无我”，仍有习气在，最高只能达有余依涅槃之果，要成佛须接修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则应发普度众生的菩提心，同时证得“法无我”，得菩萨果，须一直修到十地菩萨以上，经三大阿僧祗劫，才能成佛。密乘（金刚乘）又有作密、行密、瑜伽密、无上瑜伽密，无上瑜伽可靠自力修持当世成佛，因为金刚乘发现人人本与佛陀无别，所差仅是一迷一悟而已。与此相应，显乘的净土宗则一心念佛靠他力在临终时接引往生极乐世界而修持成佛。近世前辈内丹学家陈撄宁先生固不赞成佛法，以为“成佛”、“度生”云云皆“梦中说梦”的假话，但非要于其中选优则“以净土法门为最稳妥”。他说：“弄假成真要度众生，净土法门最为广大，密宗、禅宗皆难普度。设若三种法门皆不逗机时，自不得不借重仙道作为到彼岸之桥梁。”（《为净、密、禅、仙息争的一封信》）陈健民上师则赞成兼修密宗和净土宗，他说：“有密有净土，犹如带角虎；开顶现弥陀，即身成佛祖。”（《健民净密四料简》）陈健民上师精通而着力者是密宗，然密宗中又有莲花生大师于前弘期（九世纪中叶朗达玛灭法之前，约650-987年）开创的宁玛派（Nyingmapa,传密续大圆满修行法，俗称红教），以及后弘期（十一世纪初开始）马尔巴译师初传的噶举派（kagyüpa,以口传大手印为主，俗称白教），还有十二世纪初兴起的萨迦派（sakya，传大圆胜慧，俗称花教，元代忽必烈的国师八思巴属之，曾酿成焚毁《大金玄都宝藏》之祸），直到十三世纪末宗喀巴大师开创格鲁派（藏语dGe-lugs-pa，注重严谨的戒律和修道次第，修持“中观见”之“大威德”法，俗称黄教），由其徒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传承下来。此外尚有西藏本土民间流传的苯教（bon,具原始神秘色彩和神通力且融汇进佛法，俗称黑教，此派因应藏人习俗且有高深的修持次第），还有迦当派、希解派、觉域派等多种教派及其分支教派。就藏传佛教的经典而论，就有《甘珠尔》（kangyur,即“经”，包括经藏和密续的基础经典）和《丹珠尔》（Tengyur,即“论”，为注解经典的论藏），此外还有大量的论集。如果再加上显教《大藏经》中小乘、大乘的佛典乃至近人著述，整个佛教的典籍多如山积，需要20年连续阅读的时间才能穷尽这一宝库。况且佛教源于印度，欲研读佛教典籍还要阅读印度的历史、哲学和宗教有关典籍，乃至西藏的医药学、天文学、地理学及诗歌、艺术作品等。这和内丹学研究要阅读《道藏》、《续道藏》、《藏外道书》及各类丹经抄本一样，同时还要学习现代物理学、宇宙学、哲学、心理学、医学的知识以作比较剖析。陈撄宁先生和陈健民上师皆为此倾毕生精力，我投入了26年时间亦深知其中甘苦。然而对佛法和丹道的研究欲求得真知，不仅要阅读大量经典，更重要的是取得修证体验，修持本不需要兼顾多门，而是要一门深入下去，最终效果是大致相等的。刘彦修居士有云：“赵州柏树太无端，境上追寻也不难，处处绿柳堪系马，家家门底透长安。”此谓各人有各人的缘份，欲证果亦可自择门径。就密宗的修持而论，堪布卡塔仁波切在讲述《甚深内义》（第三世大宝法王著）时说：“若行者的心能住于自然无念状态中，当下了知心的本质时，则一切任何有关气、脉与脉轮等的修法就不需要了。在认知心的本质并住于其中的当下刹那，它便涵盖了一切的法门。”人生苦短，而书海无涯，人一生决无有那么大精力和时间去做庄子所谓“以有涯随无涯”的事。古人云“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治学必于博学通达之后由博返约，入于专门化之途。我六十岁生日，是在九华山度过的，回忆六十年来深恐有一天空过浪费时日，总是一件事接一件事地赶着办，每年都以书为伴耗去了光阴。那天在百岁宫参拜无瑕禅师真身，突然有悟，自觉“天下事，两由之”，世事之结局本是“无可无不可”的。我平生对每件事都要分个是非，认准的事非办成不可，这也是执著太甚，缺少的就是这种“无可无不可”的心境。人生大多贪恋执著某些自以为是正面的事物，憎恶瞋恨某些自以为是负面的事物，其实宇宙间万事万物皆是道的展现，是无须我们对之执著转生迷惑的。当我出入九华山里的一个个山洞，又想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我们自以为聪明，读了那么多书，实际上也许像囚禁在洞穴中的人一样，没见到过太阳和真实的世界。学问也许真如柏拉图所说，是人心中先天就有的，我们仅需要某种机缘将它“回忆”起来，故不觉吟而成句：“六十年读万卷书，而今顿觉无书读。我生能主多少事，老来无事还是吾。”我不但感到可读的书不多了，而且发现二十余年四处拜师访道求取内丹法诀，也觉多余，根本的丹诀全在自己的身心之中，继而吟曰：“千里跋涉未出屋，认取贫子衣中珠。自笑多年求丹诀，早存囊内未捡出。”近几年有关丹道和佛法的修持，我感觉最普通最吃力的道路也许是最近的路。我研修禅宗和密宗是想借他山之石破解丹道，故宜删繁就简，仅对最普通的坐禅功法略抒浅见。

    丹道静坐的法诀是“端直其体，空洞其心，真一其意”，这已早讲过。佛法之坐禅，据《金刚鬘》密续，有毗卢遮那“七支坐”法，又称“庄严狮子坐”。所谓“七支坐”，谓其坐姿要满足七个条件：一是跏趺坐，即左腿在下，右腿在上双盘，两脚如锁住一般（双腿交叉如网）；二是双手结金刚印，即以拇指顶住无名指的第一关节处，轻轻握起置于膝上；三是身体伸直，提肛，不左右前后倾斜，脊柱挺直如箭；四为身体肌肉放松,腹部向前微微凸出，手臂撑直如踞地之狮子；五为眼睛张开，目光顺鼻尖前虚空，向前直视；六为闭口，舌抵上腭；七是下巴内收，下颚压住颈部或喉咙，颈部弯曲如钩。就静坐而论，佛法之坐禅较丹道更为规范，留下的实修经验也较多，而佛法坐禅又以大手印功夫最为殊胜。大手印功法以七支坐入手，对坐姿要求甚严。其修持采取同外界隔绝的集体“闭关”的方法，在上师指导下进行。为保持身直不动，要挑选后高前低的专用坐垫，身体甚至以“禅修带”系绑上。据上师开示，坐姿以体正身直为关健，如右斜易生瞋念，久则受魔王干扰；左斜易生贪念，久则受魔女干扰；前倾易生痴念，久则受土神干扰，生妄想境；后倾易生我慢，久则外魔入侵，而发癫狂；其中魔王、魔女之类皆是心魔。因为巨大的生命能量和大智慧即住于我们身内，保持正确的坐姿，有助于我们将其显发出来，并使人体的持命气（prana，空大）、上行气（火大）、下行气（土大）、遍行气（水大）、平住气（风大）在三十七条气脉（包括中脉、左脉、右脉三主脉、五气脉、五隐脉及左14支脉、右10支脉等）中通畅运行。大手印七支坐要求一定要首先心存虔敬，坐姿端正则心气不二，身正则气正，气正则心正，如此命气入中脉，可生起拙火，出现暖相。这时由身体放松进一步达到心灵放松，睁眼平视，目光代表心境，这样可逐渐清除气、脉、明点上的晦障，放下一切执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由观而止，由止而忘，由专而一，由一而虚，以至明空合一之境。
    佛法认为，人的身体乃是五大（空大、土大、水大、火大、风大）假合之物（包括阿赖耶识、五大、命气），是以前生之业识为因，父母为缘，即业力与遗传因缘合和而成者。《楞严经》云“生因识有，灭从色除”，人以一念无明而生身，如成道得寂灭之果，亦须从除掉色身的障碍修起。佛法欲以止观证得空性，必先以坐禅的工夫转化人身的“四大”，即须由念住、息住、脉住修起转化色身，否则只转化心理而不转化生理，临终时身体在生理上衰败，人的心理转化也靠不住。这就是说人的体质不发生根本转化，心灵也不可能转，即使止观得空，空犹是妄；造作止念，亦非真实；放任自然，终是外道，古来多少禅宗大德因缺少色身转化工夫而未得三身成就应是教训。坐禅的法门，要和丹道筑基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及“真人之息以踵”的法诀同参，食少气足为实腹，髓满身柔为强骨，必须坐到双腿柔软，真气直达足心，才能谈得上三脉七轮的修持，才能谈得上转化人的体质。学者一旦用功修持，自身的病脉及其中的病气被解释，某些宿疾也往往激发出来，体内的毒素开始往外排泄，出现所谓气、汁（胆汁）、痰（黏液）的四大不调之症。例如火主情欲，前列腺病、心脏病、艾滋病等属火大能量不调，胆汁不平衡。水主贪爱，黏液为病，如糖尿病、内分泌病、胃癌等，属水大（体液）不调。风主气脉，如肺癌、脑神经系统疾病，属风大（气）不调。人之命气、明点（生命能）在体内运行通畅，身体必健；命气不失，人不会死。瞋念（极度愤怒）易起无明，使人漏失命气，故为地狱种子。西医以外科手术割除人体器官，亦多危害佛法之修持。学者以坐禅转化四大，止心于足下以疗病，直至真气自足心通达四肢，一般说来疾病就可痊愈了。必须指出，身体健康，六根俱全，为修法之本。人以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为六根，无根则无识，进入无明无记状态，不能见性，修法无益。例如患老年痴呆症的人，意根损坏，进入无记状态，自然与佛道无缘了。坐禅要诀在身正、意正，依此而修，必能转化色身，渐入定境。
    天台宗坐禅之法以“数、随、止、观、还、净”为六妙法门，足见数息、随息应为静坐入定之门户。呼吸之粗者为风，细者为气，微者为息，人之呼吸皆属风大，坐禅先从“修风”始。丹道之“心息相依”，坐禅之“安般守意”，为入定之要诀。密宗认为勇父与空行母皆在气脉之内，欲使善巧与智慧合一，就须一心不乱地住于数息之中，由数息而随息，继而住息于明觉，渐至心气不二之境。吾曾有诗云：“性空真风是坐禅，仙佛种子道一般。百千法门有妙诀，俱在息中得真铨。”佛法调息之术有多种，其中一有与丹道相同的以深、细、长、匀渐至胎息的入静法；二有吸时细、长、慢，呼时粗、短、急的修风法；三有半小时呼吸一次的持气法；四有吸气压入腹内持气（住息），又突然如射箭般呼出的宝瓶气法等。密宗之调息，在于以呼吸激发人体内的命气和明点，贯入三脉七轮，引生拙火，故“意注呼吸”即是修行。丹道以铅伏汞，以息止念；密宗大手印则以定行气，以止念兼修气脉、明点，可谓殊途同归！
    佛法调心，多用“止观”，以解诀坐禅时意念散乱和昏沉的问题。何谓止观？念念归一为“止” ，了了分明为“观”。治散乱可用止，治昏沉可用观；存想脐间可治散乱，意注鼻端可治昏沉；以心、口、意三业并用可使杂念减少。禅定实际上是一种直观本心自性的修持方法。修“止”即是激发由心来观照自性的能力，而“安止”于自性的境界，即是“观”。直观自心即可达到主客合一，无过去、现在、未来，无二元对立的明心见性的境界，此境界即为“不住语言、文字”、不起思维的“般若波罗蜜多”。人的本心自性从来是明觉的，它即是灵明性体，“止观”的修持并不能改变它什么，仅是断除本心自性的执著而已。“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当本心自性“止水无波”时便会生起光明和悟境，并自然安住于明觉之中，即入“三摩地”定。明觉不是停止觉受的“无记”状态，而是一种空无的体验。明觉的心不是实体，它无染无垢，因之二祖慧可“觅心了不可得”！大手印的生起次第是生起坛城和本尊的观想，即对本尊与其身形一种“作意”的想象；其圆满次第是渐次或刹那将此观境化光溶入一种无念、无缘取之境，而后住于平等定中。人的意识形成某一种境界谓之“作意”（遍行心所法之一），以“作意”修心才能得定，实际上“参话头”也是“作意”。作意守一，缘于一念，可得止；照定念根，灵明不昧，可得慧。世间一般止念法门，多是调训识神，转妄念为正念，转杂念为一念，从而心息相依，守一毋舍，渐入无念之境。禅定则心存虔敬住于一念，实即住于“第一念”，第一刹那之念谓之“初发心”。此第一刹那之“初发心”无主客，无分别，无企盼，无彼此，无名相，无善恶，无知性的直接觉受，谓之赤裸无饰、无修无证的“本来面目”。心之第一刹那即明觉，第二刹那是体验此明觉，第三刹那则分别此明觉而生攀缘，住于此第一刹那之初发心即得大自在。初发心虽无思维，但有觉受。我们只要将心住于当下的觉受之中，不起分别思维，即可“直观念头”，开始觉知念头“无生”，中间觉知念头“无住”，而后觉知念头“无灭”，可知念头是无目的，无自性的，将心放松，自然无作，念头自息。六根触动而心不分别，直观自心而不生企盼，不加引导，不使意造作，则念头如水中划圈，自生自灭。
    我们必须清楚，由识神所引发的理性思维，包括各种此起彼伏的念头，在本质上都是间断的，局部的，随时间流转的；而元神则是连续的，整体的，超越时空限制的。由灵明性体激发的明觉之境，是一种无名相，无执著，无作意，无觉受，无取代，无增减，无哀乐，无是非的无差别境界；是寤寐一如，劳闲一如，主客一如，彼此一如的齐一逍遥之境。此灵明性体即实相般若，丹道谓之“一点灵明”，其中蕴藏着巨大能量和信息，具有改造世界的功德力。当念头生起时，我们只要直观念头，不作止念之想，不必驱除它和招惹它，不意图操纵它，也不强迫自己不起念，仅是“看”着它即可！当我们强迫自己的觉性不动时，它会蠢动而攀缘到一个对象上，当我们放松时，它会静止不动非常清彻。我们注视着念头不随它转，不去分别有念或无念，念头的间隙会自然增大，它会自行解脱无痕而逝。其他如烦恼、是非、喜怒、忧愁、苦乐等亦复如是，当我们注视着烦恼时，生起一种直观的智慧对之不加分别，烦恼等也会像冰入水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须知人身即鼎炉，人体即坛城，我本与佛在质上相等，我之妄念与烦恼亦是我所具佛性之示现，六触动而心不分别，不必排斥什么，不必舍弃什么，不必取代什么，不必修证什么，在原来境上保任，“将心放松”，波涛自息而归海，任何境皆是清净佛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空相”性体自然呈现。三界唯心所造，万法一念观空，当我们的心安住而与眼识分开时，便会感觉一切外境都像是在空气中流变的波纹那样的幻景，这时候眼向四周观看而心如如不动，不再受扰动了。我们进而将目光与自己的觉性溶合为一，心无旁骛、无视一切地住于自己的明觉之境上，灵明性体便会显露出来。大手印修行的要点要完全放松、放下和安住，不对念头有拒有迎，而是将其融入明觉中，以达离于造作的任运无整之境。当我们对客体的特点倘未生起分别时，即把注意力放在第一刹那的视觉上，那时心即不动，心的究竟本质也会显发而出。
其四，定力是判别学者道行的标准，佛道二教的理论再明析没有定力也难真正确知修道的境界。内丹学的研习往往以丹道立基，以禅宗收圆，故亦用“初禅念住，二禅息住，三禅脉往，四禅灭尽定”来判别定力的高低。在佛法中，“正定”是“八正道”之一，深入“正定”的次第有“四禅八定”之说。初禅入清凉境，超离欲界，身觉轻安。二禅心生喜乐，息止念止。三禅身生妙乐，变化体质。四禅苦乐双离，解脱烦恼，入不动定，澄湛寂静。空无边处定，超离色界，与虚空相应。识无边处定，证得心识空性。无所有处定，入无分别境。非想非非想处定，非有非无，至无色界顶处，如涅槃相。以上入定八次第是佛陀证得无余依涅槃前的甚深定境，此后打破“无明窠臼”，得大解脱，转识成智，即成佛果。
    在证悟佛性的修持中，坐禅入定的功夫称作“加行”，共有四步，谓之“暖”、“顶”、“忍”、“世第一法”，佛法的每个果位修持行功都有相应的“四加行”。入手行功，身体灵能发动是“暧”相；证得人无我，与虚空同体是“顶”相；截断众流是“忍”相；悟入灵明性体是“世第一法”。密乘以见到空性为“暧”，见证善根为“顶”，以坚固定力远离恐怖曰“忍”，转识成智为“世第一法”。声闻乘以得胜义空为“暧”位，以色空不二为“顶”位，以无执无著为“忍”位，以胜义无所住为“世第一法”。独觉乘以真空妙有为“暧”位，以心物一元为“顶”位，以空而不执为“忍”位，以心能转物为“世第一法”。菩萨乘以证得空性成就，得无畏智为“暧”位；得不退转般若成就为“顶”位；以出离作意等障碍法为“忍”位；以无间见道正因常修法为“世第一法”。
    老子《道德经》云：“重为轻根，静为躁君”（26章）这两句话可以作为禅定的要诀。《庄子》传“心斋”、“坐忘”之术，其《大宗师》所载修守之术三日能“外天下”，七日能“外物”，九日能“外生”，继而能“朝彻”、能“见独”、能“无古今”，而后入于不生不死之境，非禅定而何？东汉时安世高、法护已传禅定之佛法，东晋时佛陀跋陀修禅定而得神通，随之习禅者多，非待达摩祖师东来而后传。齐、梁之间有傅大士（傅翕）、志公（宝志禅师）和菩提达摩并立而三，大煽禅风，四祖道信六十年长坐不卧而修禅定，足见古来高僧、高道皆以生死为大事因缘，非徒以经典文字探其究竟。椐堪布卡特仁波切《讲演集•死亡无惧》中论述，是否修习禅定和定力的深浅关系着能否脱离死亡恐怖，认识自性光明，在“中阴身”解脱成佛的大事。他说：“若一个人生前曾修持过禅定，如大手印、直观本性等等法门的话，藉着禅定的帮助，就能当下认出此净光，好像见到一个很久不见的老朋友一样的亲切熟悉，立刻能与此净光合一，从此净光中解脱。”由此可知佛道二教对修习禅定的重视还在于其和宗教超脱生死的目标相合。
    考察入定修持的证量并分析得鞭辟入里的佛典，莫过于《楞严经》。色、受、想、行、识，谓之“五蕴”，又称“五阴”（阴，skandha），代表人体的一切有为法。凡有形有相者为色蕴；知觉此有形有相之外部世界者为受蕴；分别外界好坏、善恶、利害者为想蕴；对自以为好者贪恋、坏者拒斥，趋利避害者为行蕴；觉知前四蕴存在者为识蕴。学者要在甚深禅定中证得“诸法空相”，必先依次转化色、受、想、行、识五阴的障碍，而禅定在“五阴区宇”中的证量就详细地记录在《楞严经》里。另外，在《楞严经》中，还有二十五位菩萨以自己入定的经验现身说法开示了25种入定法门，其中以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最为殊胜。学者以耳根可闻的机能，反转过来闻知自己清净能闻的自性，便是入甚深大定修行圆通的法门。丹道之静坐也有以听水流声、听水滴声、听海涛声、听钟表声、听钟摆声、听鼻息声、听天籁声入定的法门，这亦是观世音的耳根圆通法门。入定时的“色阴区宇”是转化色身的关键步骤，在心理上入定可以杂念不起，如人处暗室中生寂静幽暗之象；在生理上身体有如释重负的放松之感。真到心光显露，十方洞开，无复幽暗，体内器官亦历历分明，与虚无相融，纯一无觉，即是解脱了色阴的障碍。由色阴尽转入“受阴区宇”，是转化人体感觉的关健步骤，此阶段感觉全身麻木，四肢不能动，心力亦呈枯竭之象；直到身渐自由，心灵出现离体体验，是受阴区宇已尽。“想阴区宇”是转化人的思想活动的关健步骤，入定至受阴尽后得“意生身”，随意而往，是想阴之境；至妄想杂念尽除，入明觉之境，便解脱了想阴。入定至“想阴区宇”的行者如果识不破此乃五阴之幻境，为心魔所扰，误以为自己得道有神通，则会狂解经文，诓骗百姓，创立邪教，危害社会。“行阴区宇”是对人的生命运动与外部世界关系转化的关键步骤，入定至想阴尽后，得宿命通等神通，无颠倒梦想，寤寐一如，能感受到宇宙运动的根本节律，是行阴之境；至性光明朗，澄湛无波，就将行阴解脱。“识阴区宇”是转化人的深层意识的关键步骤，行阴尽后六根虚明，业力消除，元神清彻，为识阴之境。至能六根互用，激起灵性思维，天人合一，身心内外透明无碍，便是解脱识阴之境。由五蕴解脱再进一步修持到灵明性体无染，保任无整，转识成智，便得无上正等正觉。

丹道之龙虎丹法与彼家丹法以及密宗的大手印功法虽皆次第分明，然非纯粹的坐禅入定工夫，此处不论。我访道之初曾得无忧子师所传龙虎丹法和彼家丹法，皆是男女双修的实证功夫。然先师王沐先生力斥其为邪术，竟将《悟真篇》所传正宗南派丹法俱以坐禅入定功法解之，谓南派丹法别于北派者仅是先命后性偏重命功而已。1990年吾在五台山参访时遇一修持有年的老居士，见我晚间静坐云一望而知我是修北派丹法者，他自称年轻时曾得南派真传不足与外人道。在我一再恳请下他回手将屋门关上，答应可为我一招一式不错地演示一遍。我告诉他自己也对南派丹法略知一二，此道至秘，不敢贪求，只望提示关键步骤，以法换法，允与交流，于愿足矣。其中招式如何能“演示”得了？老居士笑云：“此道没有你说的那么神秘，你我有缘，正好相传”。我看过他的演示后，十分惊异，原来他把南派男女双修的工夫，演示为一种模拟加存想的清净动功，关键招式十分逼真，竟一步也不错。1999年我夜间正在室内打坐，突然接到安庆市余兆祖道友的电话，问我是否打坐时气脉不通，头部感觉闷痛？我奇怪他远隔千里，怎么会知道我当时的状况。原来他在入定时有念头发现我坐姿和呼吸太执著，于是当即打电话为我作了调整。余兆祖先生原毕业于清华大学，和我一样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曾师从陈樱宁之侄陈可望先生修道，后得具格上师灌顶修持红教大圆满工夫，多次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亚青寺闭关。但凡步入佛道修持之途，不发大行愿，不下艰苦卓绝的工夫，结果决然会空费时日不得证量。密宗灌顶后先须作大礼拜、金刚萨埵法、献曼达等前行才可正式入门修持，然仅“大礼拜”就须磕十万个大头，而余兆祖道友皆一一照行。据余兆祖先生说，密宗双运道条件难备，仅有大圆满功法可不用明妃，当世证果。陈健民上师所著《事业手印教授抉微》、《大手印教授抉微》已将密宗双运道工夫讲得次第分明，应是真传实授。然而我后来参访的密宗上师，却以清净的禅定工夫解释大手印的四灌顶和四瑜伽，并将双运道解读为止观双运，自身中脉内红、白菩提或上、下明点之间的空乐双运，乃至父本尊和母本尊交合的观想等。盖人体之脉不通则精不降，精不降则大乐不生；人之念头不断则气不转化，气不转化则光明不起。大乐和光明生起必有轻安的觉受。故气满必现光明，精满必生乐感，精气双运亦会产生类似双运道的觉受。此种精气双运的轻安觉受为得定之验。由头顶自上而下生起的轻安觉受易消退，由足心自下而上生起的轻安觉受则不易退失，故不用明妃的禅定亦得证量。我的意见是，凡将佛道二教中男女双修工夫解读为清净的禅定工夫者，只要其次第和技巧依双修之意有殊胜之处，皆不可轻易否定。这是因为毋论佛道二教的何种男女双修法门，皆易为情欲所障，乃至困于业力，善根难发，不生出离心和般若智，为修道之大忌。吾人既处物欲横流之末法时代，男女双修为江湖术士所乐道，世上所传百无一真。此吾之所以战战兢兢，乾夕乾惕，愿学者戒色欲，寡言语，节饮食，省思虑，在欲转欲，居尘出尘，莫负前因，自坠泥涂。世事所关只在一念，一念难回，遂成浩劫！今吾不惜笔墨论述此禅定法门者，亦愿世人有志于佛道者涤虑洗心，忘情绝念，惩忿窒欲，闲邪存诚，学一种有益于己的工夫，作一种无求于人的学问，平旦存夜气，集义生浩气，以求天锡纯嘏，眉寿无疆。学者如能于禅定中身如壁立，意若寒灰，绵绵密密，不二不息，必得天心眷顾，执德而至善，方不负吾此著述之一片婆心也。

    大手印“四灌顶”、“四瑜伽”的禅定清修次第，先以人之身、语、意三业灌顶（行部、事部等下部瑜伽），再加上“无上瑜伽”的“第四灌”，合为“四灌顶”。“身灌”以“宝瓶”代表本尊坛城，即瓶灌。“语灌”即念本尊咒，亦名真言灌或甘露灌，即密灌。“意灌”为观想父尊与母尊双运合一，为知识和智慧的灌顶，相当于慧灌（陈健民上师云以双运道之事业手印灌顶为慧灌）。第四灌则启发出大乐的本质以得加持力，亦有触机开悟者，称俱生清净的长寿灌，相当于“胜义灌”。“四瑜伽”之“专一瑜伽”，把觉性“止”于一点，即安止于定境和喜乐之境，灵明性体专一常住。实际上只要一心专注，念头自然不生。倘若心能定住，自然会展现出一种喜悦和清明的境界，用不着作意去生起它。“离戏瑜伽”是“观”的开悟，即离去一切执著，灵明性体澄湛常明。“一味瑜伽”则混世同俗而不起分别心，入色空一元之无差别的智慧境界，可刹那间遍知一切因果而灵明性体不昧。“无修瑜伽”则破除一切烦恼障和所知障，除净历劫以来一切习气，得空智不二、不退转之圆满成就。陈健民上师云：“专一闭关；离戏住山；一味入闹市，踏破末后牢关”；此后“任运纯熟，方能免除一切修垢，又免无修之修垢”，则得光明大手印之极果。

    其五，禅定是对人的生理和心理进行根本转化的修炼工程，《小止观》对“外善根发相”、“内善根发相”都一一作了论证，特别是对“辨邪伪禅发相”、“辨真正禅发相”等记述，对辨别禅定中的假相、幻景、禅病等都有实用价值，不可不知。在坐禅时，切不可把昏沉当作定境，须知不管修空、修有、修光明、修喜乐，如脱离不开意识境界，滞于识阴区宇，并不是道。特别是对坐禅中出现的各种境界，不可贪恋执著，禅学认为贪于妙乐境易坠欲界，贪于光明境易坠色界，贪于无念境易坠无色界，坐久如枯木落入无记定则易坠畜生道！憨山大师《梦游集》云：“荆棘丛中下足易，月明帘下转身难。”“此身遗世真容易，欲世相忘却太难。”在禅定的实修中，排除杂念等相对容易，但在“光明境”和“空境”等非究竟境界中转身再前进一步却有难度。名僧大德隐修较易，但消除世间的声名之累却难。静坐中出现一片清清明明的境界，引发神通，是独影意识的发相，皆非究竟。《同安察祖十悬谈》云：“问君心印作何颜，心印谁人敢授传。历劫坦然无变色，呼为心印早虚言。须知本自灵空性，将喻红炉焰里莲。莫道无心便是道，无心犹隔一重关。”坐禅入定境则光明生起，得胎息则大乐生起；拙火为精之激发，明点为气之潜能；不得乐不会得定，不得光明不生智慧，不入无念不能证空，身得轻安才是入定的效验。然而这些境界虽是禅定中应有的，但离究竟境界尚隔一重关。禅定至无念之境，无见闻知觉，是空洞黑暗的“无明窠臼”，必须直观此“无始无明”，将其突然打破，阿摩罗识立即转为法界体性智，佛性便现出。佛性如火焰里的莲花一样，本不受污染，自我具足的。大手印的修持过程中身体会出现各种体验，有时如烈火，如狂风，如爆炸，只要将这些觉受直观照定，住于明觉之境，则可证入荀子所谓“大清明”的境界，终于转识成智而得佛果。坐禅必要既不散乱，又不昏沉，修行者的根器、业力不同，散乱、昏沉的原因不同，采取善巧方便的对治方案亦应不同，无论佛法、丹道，什么法门与自己相应就可修持什么法门。

    顺便提及，《道藏》之《诸真内丹集要》载有《金丹证验》八条。一曰百日与太虚同体，以灵光为用，心定炁和而生乐。二曰心火下降，肾水上腾，百脉流通，鼻闻异香，舌生甘津，无食无睡。由此逐次深入，四曰坎离交媾，开关展窍。五曰灵光发生，隔墙见物，出现预知、预测功能。六曰大药透体，眉目生光。进而则至七条、八条，攻出精神上和肉体上诸多邪气阴精，或口语惑乱；或肠胃、口鼻、大小便有恶臭秽物排出；或排出香气脂膏等异物；或突发奇疾，头疼欲裂，身痛难忍、吐血、发出异味等；直至周身火发，炼尽阴精，丹田炁和，中宫神聚，火过清凉。修至神炁合一，入于大定，神光罩体，百脉冲和，阴魔除尽，方为金丹证验。以上所论，因人而异，不可刻意追求，以免出现“幻丹”。丹道之证验和佛法相类，分别只在炼炁、炼神之入手工夫有异耳，皆不可执着其神炁之景象。如来本性，乃自然之妙觉，原不是“坐”出来的，亦非是搬弄精气可成大觉金仙。内丹家刘一明云：“一切参禅打坐之客，专弄识神之流，见此幻景假象，或神游西天，或项后生光，或杳冥而眼见诸物，或恍惚而云生足下，自以为正果成佛，差之多矣”。是故张伯端《悟真性宗直指》云：“不移一步到西天，端坐诸方在眼前。项后有光犹是幻，云生足下未为仙！”
在《佛经》和《丹经》指导修持的各种法门中，常常隐含有一个“主体”在里面，往往被学者忽略过去而未予深究。例如丹道最后达到“出阳神”的阶段，丹经中每言“阳神”先旋出即收，后出一里、二里再收回云云，这就隐含了一个“出阳神”的主体，是谁指挥“出阳神”呢？佛法中隐含着某种“主体”的修法更为普遍，如“令一心不乱”，“智气入住中脉”，“充满全身，各各毛孔皆有智气光明流布”云云，乃至对灵明性体、四瑜伽之智慧气的检验，皆隐有一个修持的“主体”在里面。因之湛愚老人《心灯录》干脆直承有一个不假修证万古长存的“本我”，佛法和丹道的一切修持法门都是这个“本我”的造作。然而佛法欲证得“人无我”和“法无我”，丹道讲“虚空粉碎，归于虚无”，都是要除掉这个“我”字。这就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尽管佛法修出“灵明性体”，丹道炼出“阳神”，消除了历劫以来的业力和习气，万古不灭不入轮回，但倘若它们昧于“自我意识”，复归于宇宙的信息、能量、物质的自然大循环之流，这样在最终结局上修与不修是相同的，则佛道之修持又有何意义？如果修持者以成佛、成仙为目标最终结果是“无记”的自然状态，那么倒不如却病、健身、驻颜、延寿的“安乐法门”实际一些，人们何必苦苦以求佛道？其实佛陀的“心”，《心灯录》的“本我”，大手印的“灵明性体”，丹道的“阳神”，都属于道学里“一”的层次。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42章），其中“一”、“二”、“三”都是属于先天的。“三”是丹道的精、气、神，大手印的气、脉、明点等。“一”是人类所有修持法门的极限，它上通于“道”，下生万物，属于无主客、无物我、无差别、无缘取的先天境界。因之它既是主，又是客；既是我，又是物，故为一遍历大千世界无牵无挂的“真我”。明心见性是法身，六通俱足是报身，千百亿身是化身。法身即是“一”，报身和化身是法身在“二”和“三”的层次上的展示。“佛”的概念却几乎与“道”相当，因之具有整体性和周遍性，是遍满宇宙、整体无分的，我们敬奉的释迦牟尼佛、大日如来、燃灯古佛、药师佛、金刚总持、弥勒佛、阿弥陀佛等等佛号本质如一，是“佛”在“一”、“二”、“三”等层次上的示现，就像从不同窗口瞭望天空一样，受自己的业力局限而所见不同。这样，人明心见性达到佛的境界，实际上是达到“一”的境界，这是一种无颠倒妄想、无作意、无缘取的境界，因之必须上座与下座如一，醒时与睡时如一，修与不修如一，都能惺惺不昧，才是心灵的真正解脱。佛法讲三界平等，色空不二，死生一如，不住此岸彼岸，“涅槃生死等空花”，皆是指此境界。不仅佛法如此，丹道也如此。如果醒和睡，上座和离座，修与不修打成两橛，则既不是佛的境界，也不是仙的境界。同时还必须强调的是，佛法和丹道修持的终极目标决不是那种昧于“自我意识”，如木石般“无记”的自然状态，而是在甚深大定中也须始终自己能做得了主！雪窦重显禅师偈云：“潦倒云门泛铁船，江南江北竟头看。可怜多少垂钓者，随例茫茫失钓竿。”所谓“失钓竿”，就是昧于“自我意识”，进入无记状态。须知主客一如，物我一如，彼此一如，是有如“庄周梦蝶”般的一种心灵境界，而非是失去“真我”，这也是佛陀在《圆觉经》中将“无我、无常、苦、不净”等“不了义”说法改为“常、乐、我、净”的“了义”说法的用意。这样，禅定必须自己完全可以作主，随时可以“入定”或“出定”，才是真境界。丹道中的“投胎夺舍”功法，就是完全由自己作主转换生死的修持方法。佛陀说法屡忆及自己前生和历劫之事，说曾托生过鹦鹉和六牙大象，他如果毫无“自我意识”，怎么会记得这么多往事？此无他，佛陀只不过将理性思维转化为灵性思维而已，这就是所谓大机大用！《五灯会元》、《指月录》里记载洪州百丈山怀海禅师上堂说法，常见有一老人随众听法，有一日大众散去而此老人不走。怀海禅师问此老人为何？老人回答说自己在过去迦叶佛在世时曾是百丈山的主持。因上堂说法时有人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老人当年答曰：“不落因果！”只此一句错，五百生坠野狐身。今请怀海禅师代下一转语，使脱野狐身。百丈怀海禅师曰：“不昧因果！”老人于言下大悟，遂脱野狐身！所谓“不昧因果”，就是不昧“自我意识”。这一转语下得实在好，对了知因果的“自我意识”不是执著，也不是彻底消除的“无记”，而是“不昧”。可见那些教人摒除“自我意识”导致“无记”的说法，最终还是滑向了“自然外道”，这种种自然外道，都是无大机大用的“野狐禅”！

    实际上，在我们得证佛果处于明觉境界时，虽然各种念头已不复存在，但由眼、耳、鼻、舌、身所生起的体悟和觉受并没阻断。人的感官所生起的觉受乃法界体性智的根，又是激发灵性思维的根，在修持过程中是不会改变的，如此必然不昧因果。这里还须特别指出，我们所说的“自我意识”，决非理性思维层次上的“我”执，也非“无我”之执，明觉之境本来是“非我非非我”的，否则一句之错，也会落得五百生坠野狐身。因为在明心见性之后，人们就会获得贯通理性思维和灵性思维的大智慧，能够“出生入死”、“出有入无”，自由出入欲界、色界、无色界，因之《金刚经》云佛同时具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借用《金刚经》的说法，我们所云“自我意识”，即非“自我意识”，是名“自我意识”，是经过《金刚经》印证过的灵明性体。《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四句偈”是“空世”之法印，“自我意识”亦非有为法。《金刚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此“四句偈”是“空身”之法印，“自我意识”亦非声非色。《金刚经》云：“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此“四句偈”是“空心”之法印，不昧“自我意识”亦非“我相”。《金刚经》云：“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色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昧“自我意识”本是无所住的“清净心”而已。经过禅定等修持，在达到佛的境界时，心理现象、生理现象、物质现象本质上是合一的。当我们的业障销尽现出净相时，我们观想的本尊和天女也会化为真实的存在。因为我们的究竟本质和诸佛菩萨无二，而诸佛菩萨无处不在，故而我们观想的、心造的也是真实的，这就是色空不二、心色不二、空即是色的道理。灵明性体、阳神、佛陀的“心”都是“一”。在甚深禅定中，虚无空灵的“道”通过“心”将其不可思议的能量展现出来，即是神通，即是佛法的无比功德力。《续指月录》载无为守缘禅师由“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句悟道后云：“以一统万，一月普现一切水。会万归一，一切水月一月摄。展则弥纶法界，收来毫发不存。虽然收展殊途，此事本无异致。但能于根本上著得一只眼去，方见三世诸佛、历代祖师，尽从此中示现。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罗，尽从此中流出。天地日月、万象森罗，尽从此中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尽从此中出没。百千法门、无量妙义，乃至世间工巧诸伎艺，尽现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花，迦叶便乃微笑。达磨面壁，二祖于是安心。桃花盛开，灵云疑情尽净。击竹作响，香严顿忘所知。以至盘山于肉案头悟道，弥勒向鱼市里接人，诚谓造次颠沛必如是，经行坐卧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辉；既有如是广大，又有如是周遍。你辈诸人，因甚么却有迷有悟，要知么？幸无偏照处，刚有不明时！”佛学和道学都是回向一切众生的学说，它们本质上是殊途同归的。我们将丹道推向学术的殿堂，将佛学与道学融会贯通，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事业，也是为后人积累功德和回向加持力。同样，我们对丹道和禅定的研究也是藉由前人积累的功德和加持力开始的。前人经过艰难刻苦的努力，后人继续做下去就不必遭遇同样的艰苦了。

（8）为学与为道

老子《道德经》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48章）老子在两千五百年前最早提出“为学”和“为道”的问题，在今人看来“为学”就是学习某种学科，属于做学问；“为道”是修习丹道、大手印、大圆满、禅定等，属于修持道术。我国历史上儒生以读书为业，一是为求官，二是为作学问。然而中国的士阶层曾经宣称“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这就不同于那些专为谋官困于场屋的儒生，于是有《汜胜之书》、《九章算术》、《齐民要术》、《梦溪笔谈》、《营造法式》、《天工开物》、《儒门事亲》、《本草纲目》等著述出焉，这些都属于“为学”的范围。如果我们从另一个新视角来分析，“为学”和“为道”的解释尚不限于此。古之所谓师者，即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责。非惟佛、道之术称为道术，诸子百家皆各有其道，其他则书有书道，画有画道，茶有茶道，剑有剑道，商有商道，拳有拳道，领袖则有治国安邦之道，甚至“盗”亦有道。故曰人生在世而图生存，必求一技一业则须“学”，学而至于精则近“道”，这样“为学”和“为道”便成了每个人之生存必须面对的问题。1958年我在中学读书，那时“大炼钢铁运动”、“大跃进”在全国搞得热火朝天，毛泽东主席发出“十五年超过英国”的豪言，于是天津的小站稻米亩产十二万五千斤；确乎“超英压美”，世界第一。就连河北省徐水县那么个穷地方，大王庄的山药（即红薯）、玉米也放了“卫星”，毛泽东主席亲临实地视察，田间等诗人题诗助兴，出了一本“专刊”。我清楚地记得这本专刊上有大诗人郭沫若的诗云：“大王庄里出大王，山药玉米数他强。男女老少齐努力，幸福生活赛天堂！”可是时间过了不到一年，沧州、泊头一带男女老少都吃不饱饭，很多人得了“浮肿病”，一些同学的父母也因病上了“天堂”。然而学校里又突然发动学生们在班上开会辩论，凡是抱怨过饿肚子、吃不饱饭或不相信亩产万斤粮的同学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大家逼他认错。那时我们还都没超过15岁，最后每个同学写了一篇歌颂“社会主义好”的作文才结束。这次运动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直到“文化大革命”我还亲自到天津小站查明了亩产十二万五千斤稻米的真相。我在中学时代曾经思考过，这个世界上如果还存在真理的话，那真理一定在自然科学里面，因之我不仅努力学习化学，对数学、物理学的前沿问题尤为关心。数学家希尔伯特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设想，公理（一些不证自明的命题谓之公理，为数学大厦之根基）、运算法则和程序一旦给定，世界上一切真理都将被推导出来。可惜哥德尔定理发现，任何一个形式系统中总有一些正确命题无法由公理和运算法则按一定程序推导出来，希尔伯特的设想仅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我对数学、物理学、化学研习得越深入，越发现逻辑推理的效能是有限的，人类发现真理实际上靠的是直觉和灵感。“文革”结束后，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因病不能参加，他有一篇书面讲话登在《人民日报》上，大意是说科学家需要文学家那种自由想象力。郭沫若院长的话无疑是对的，天才的想象力是一切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源泉。我听从钱学森教授的建议由自然科学改行研究宗教后，却发现道教内丹学、佛教禅宗和密宗中的一些世界观、宗教体验中的自由想象力对自然科学家会有更大的启发性。我在拙著中将禅宗、密宗、丹道中的见地不厌其繁地如实揭示，并非表示我完全赞许这些见地，或我已以科学实验实证了这些见地的真实性，而只是申明研习禅宗、密宗、丹道而无此见地是不能真正入门的。行愿不大，见地不真，则毋论修证。我的前半生最珍贵的时间是在“毛泽东时代”度过的，深知我国科学界和哲学界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某些“犬儒”们，对我揭示的这些佛道见地一听就会暴跳如雷，这同他们在那种政治气候下多年形成的观念差距实在太大了。然而有兴趣于丹道、禅宗、密宗修持的广大读者毕竟需要了解这些真实的佛道见地，他们需要“八正道”中的“正见”。这些见地是否“正确”和“真实”，还是等这些读者在修持体验中自己来判断吧！宗教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因此不必担心被那些曾在“文革”期间猖獗一时的“刀斧手”扣上“伪科学”的帽子，我们如实揭示这些见地的目的仅是为了保证它不是“伪宗教”！然而宗教修持中的这些真实的见地，必然会给科学家和哲学家以巨大启示，这却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我奉劝国内外真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平心静气地阅读我这本以信口而谈的讲稿形式写成的学术著作。

    我现已年过花甲，眼下学术研究的方向有二。一是创立新道学，以之作为人类21世纪的文化战略，此谓之“为学”。二是花费了26年时间，完成内丹学的调研，著此《丹道法诀十二讲》，此之谓“为道”。这两项研究以第一项最重要，其中包含了我个人的许多独有的见解和体会。现仅将我多年来“为学”与“为道”的经验，向读者略作介绍。
    其一，道学有一句要言：“执于一而万事毕”。所谓“一”，就是起点、原点、创始点。这句话用在“为学”上，就是首先要研习“原始经典”。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有五：《易经》、《尚书》、《春秋》、《礼记》、《诗经》。《易经》（包括《易传》和《易图》）是中国哲学的元典，故有诸子百家皆源于《易》之说。《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元典，《礼记》是中国伦理学与社会学的元典，《春秋》是中国历史学的元典，《尚书》是中国政治学的元典。要掌握中国文化，就首先要将这些原始经典研究清楚。据云中国的元典除此五经之外，尚有源自先民礼乐文化的《乐经》，今已失传，此乃中华文明的一大损失。盖《乐经》为中国艺术的元典，当为巫祝之歌舞、乐器、气法、咒术、吟唱、宣泄、仿声、传情之理论著述，传说西王母善啸，师旷、驺衍奏乐可使天地为之感应。然《乐经》之旨，要在一个“和”字，这种“和谐”的遗意留传于道书和儒书中，其要旨为《道德经》和《论语》所继承。其次如研究儒学，就要以《论语》、《孟子》作元典，研究道学要以《道德经》、《庄子》、《列子》、《文子》作元典。欲研究神话学，应以《山海经》为元典；欲研究道教，需以《太平经》、《抱朴子内篇》作元典；欲研究医学，则以《黄帝内经》作元典。同样内丹学的元典是《周易参同契》、《悟真篇》。现在看来，丹道修持的秘密，俱载于《吕祖全书》和《张三丰全集》之中，吃透这两部书，丹道法诀的难点就迎刃而解了。

    作学问要从研究原始经典开始，对其他事物的研究也莫不如此，譬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往往在发端时就隐藏了以后发展变化的种子。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如此，先秦、魏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不同文化型态创立和转变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包藏了许多没展开的信息，历史越久看得越清楚。要摸清中国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规律，“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是不能回避的，这是中国历史高度浓缩和集中爆发的关节点，它不应该归之于个人的行为，也不应以“彻底否定”一笔带过，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学术界认真剖析和汲取。文化研究的元典并非越古老越好，新儒学的研究就应当以1958年元月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为元典。近半个世纪来新儒学虽代有传人续有发展，但始终没有脱离初创时的窠臼。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儒学大师于颠 沛流离之际对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比西方文明发现中国的道统和政统具有“一本性”，而政统在数千年历史上一直难逃脱“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新儒家诸公力图以西方文明的优秀成分改造旧儒学，在儒学心性论的“内圣”中越过“坎陷”开出“自由”、“民主”、“科学”、“宪政”的新“外王”。新儒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知识界的几代精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总结，它必将在中华文明史上永放光辉。
    新道学文化的开创并非有意要同儒学古老的文化传统对立，而实际上是对新儒学某些优秀思想的继承和深化。我们不仅对世界多种异质文化发展的历史及其精华进行了严肃的考量，还对新儒学近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历程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个关节点作了认真反思。由于儒学文化在政统、道统、学统上“家国同构”、“父权家长制”的“一本性”，因之中国数千年来不仅在政统上难逃“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而且在道统和学统上也存在着治乱相间的文化特征。人们不难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声言“打孔家店”的衮衮诸公乃至上个世纪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依据的决非什么西方文化的先进思想，而是始终没有真正脱开儒学古老文化传统的窠臼，确切地说是中国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内部发生的“自阉式”浩劫。中国历代统治者为维护“父权家长制”的君主政治，无不将儒家和法家作为巩固专制政权的软硬两手来应用。统治者对儒学则阉割其中的“仁学”内容而突出其“礼教”；对法家则阉割其“不论贵贱，一断于法”的原则从而保护既得利益集团并使之成为驾驭群臣、惩罚民众的工具；对道学则阉割其自由、民主思想使之成为缓解权力斗争、施行韬晦谋略、安抚知识分子的手段；对佛学则用为劝导社会风俗、化解反抗情绪的麻醉剂。今日之学者大多对辜鸿铭、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保护儒学文化的先见之明由衷钦佩，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如吴虞、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对儒学的过激言论颇多微词。然而人们认真回顾一下历史，当时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威逼下，满清小朝廷置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于不顾，利用儒家礼教忠臣孝子的说教维护其既得利益集团的专制政治，利用节妇烈女的旌表巩固家族统治，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而在儒学政统的条件下只能采取改朝换代的“革命”手段才能奏效。“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旧礼教的激烈批判，不仅是当时救亡图存的需要，而且是中国迈向现代社会的需要。仅就倡导“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胡适、陈序经先生而论，今之学者无不认为他们“全盘西化”的极端主张不可取，然此二公皆学贯中西，对创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颇有建树。盖以当时之情势而论，官方儒学之旧礼教、旧道德、旧传统牢不可破，国人连移动一张桌子的位置都要流血，既然儒学传统的旧格局非改不可，与其倡改良，不如闹革命；与其讲“中体西用”，不如下决心“全盘西化”，方能稍为触动旧礼教之根基，使民主与科学扎根于中国。鲁迅先生说：“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伺机想把它塞起来。”《书信》，1935年4月，载《鲁迅全集》第10卷，147页）这大概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在顽固的封建势力面前一种共同的心境。数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传统逼迫革命者们掀起毁坏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风潮，这种民族文化根基的创伤使中国的历史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然而，要彻底更新儒学的礼教传统又谈何容易？且不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不久，就出现了“德先生”（DEMOCRACY）缺席和“赛先生”（SCIENCE）专制的局面，甚至后来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社会主义封建化的倾向也较明显。余生也晚，未及亲睹“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精英的风采，但提倡“全盘西化”的陈序经教授我却见过。先师王明教授早年师从胡适、陈寅恪、汤用彤诸前辈，而胡适先生正是以哲人老子为首开了《中国哲学史》的新篇。陈序经先生将国学大师陈寅恪教授聘请到中山大学任教，后来陈序经教授调到南开大学任副校长，和先师杨石先校长共事，而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都是我的母校。“文化大革命”中陈序经副校长被迫自杀，我和同学们目睹此事大为震惊，可那时却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的年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包括“挖孔老二祖坟”的“评法批儒”运动，在全国掀起一波挖坟掘墓之风，是对儒学文化及旧礼教比“五四”新文化运动还要彻底的一次批判，何以反而泛起“现代封建迷信”的礼教残渣呢！“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以中国民众最渴望的“自由、民主”为火种点燃起来的熊熊烈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难道不是“五四”时代那些高唱“团结就是力量”这一耳熟能详的歌曲的先烈们投身革命的初衷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那种“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大民主”，这也是国人记忆犹新的事！毛泽东主席鉴于中国历代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教训，防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蜕变为官僚政治的既得利益集团，曾将革命对象确定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些“喝工人、农民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耐人寻味的。他甚至在“文革”期间广泛传播“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历来如此”的《毛主席语录》，试图靠群众运动参预党内斗争来解决政府官员腐败的问题。中国的儒学文化传统除了充当“家国同构”的官僚政治的思想根基之外，还奠定了对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神道设教”的传统。《易·观·象》云：“观天之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在“文革”期间儒学文化这种“神道设教”的传统也被“四人帮”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化大革命”这场震撼世界的政治实验把中国社会进行了千载难逢的多层面、广视角的暴露，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的。

    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界发生过多次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论战。如鸦片战争以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变法派同清廷守旧顽固派的大论战；之后又有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同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较量；再后就的陈独秀、吴虞等新文化运动向封建文化的宣战；还有丁文江、胡适、张君劢等人的“科玄”之争，使唯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万能的思想盛行中国。再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同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乃至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重要历史事件的真正伟大的意义，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检验在多少年之后才能看清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肩负着国家和民族赋于的历史使命，有责任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为中华民族的未来作出贡献。我断定新道学文化是中华民族审时度势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也是全人类迈向21世纪共存双赢的文化战略，就是对中国和世界多次重大历史事件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
    其二，丹道性命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核心最精华的部分，是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的火种，此道不失传，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文化特色总可以保存，机缘一到就会燃成燎原之火。老子的道学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是诸子百家的学术荟萃，大道不灭，中华文明总能汇集世界各民族异质文化的精华成长为参天大树。因之当今之世，我中华学人欲支撑本民族的文化大厦于不倾，必须先从道学文化的研究做起。眼下我们面临的局面，是道学文化被边缘化，被歪曲为“无所作为”的“隐士哲学”，成为儒学的附庸。丹道文化更是被江湖化，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经济大潮中被江湖骗子、邪教道首、流氓无赖等民族败类当作骗钱捞利、收聚门徒、图谋不轨的工具。其中有几个高考落榜无正当职业的江湖骗子流窜各地，以贩卖与丹道有关的非法印刷品为业，自称独自得了秘诀真传已经通灵成仙，在互联网上以种种化名、道号造谣生事大肆炒作，穷凶极恶地把水搅浑。他们利用全国数千万丹道、佛法、武术、养生爱好者对内丹学的痴迷，将自己歪批曲解的多种道书当丹诀发布广告高价出售，每种定价二百元左右的非法出版物一次竟可发行上万册，非法谋取暴利成为百万巨富。我在长达26年的访道调研中深识此辈江湖丹师、邪教道首、流氓骗子见利忘义、心狠手毒的真实嘴脸，因之下决心将丹道从江湖文化回归到学术的殿堂，打破丹道法诀师徒秘传的旧规矩，逼迫某些有一孔之见的丹师拿出真才实学公开竞争和讨论。我深信，在互联网遍布全球的今天，靠造谣生事和穷凶极恶的漫骂是成不了气候的，事情一旦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公道自在人心，这些丑类的真面目迟早会被世人识破并受到法律的严惩。鲁迅先生在1926年5月著文说：“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华盖集续编》）一切爱好丹道的有识之士是不难识别他们的真相的。在日本军队侵华国破家亡之际，我中华多少好男儿为民族大义慷慨赴死，然而令我深感痛心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竟出了那么多卖国求荣、发国难财的汉奸和数百万以屠杀自己同胞谋生的伪军，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国家像中国这样留下如此耻辱的记录呢！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要办一件利国利民的事业，首先受到的倒是本国内邪恶势力的伤害，因之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上世纪60年代在大学读书时，《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东西南北多种反华势力对中国构成军事包围圈的版图,这副版图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不忘,使我理解了毛泽东主席在《国歌》中保留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真正含义。在“文革”前，我日以继夜地拼命读书，总想学成科学技术使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不受列强欺辱。在“文革”期间，我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尽职尽责，在卫生系统、化工系统包括30年前抢救唐山伤病员中付出了自己的汗水和满腔热情。在“文革”后，我在杨石先、钱学森、黄友谋、陈国符、王明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导下重返科研岗位，在学术上逐步走到国内外同行的前列。2003年我的儿子胡承志结婚的时候，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刘瑞通先生来舍下作客，他对我儿子说：“那时我们都很穷，你爸爸恐怕是全班最穷的。他交不起学费，跑到泊头剧院礼堂门口卖粮票，能有今天真不容易呵！”孩子们听不懂，他们不知道每月26斤定量意味着什么，那是1960年，粮食不够不仅吃不到蛋和肉，那几年恐怕人们连鸡蛋是圆的方的都忘记了，卖粮票实际上就像卖血一样！我在那种条件下考进了南开大学化学系，然而母亲却得胸膜炎、肺结核、骨结核、肺心病卧床八年，我须从每月的助学金中节省出五元钱为母亲治病。我每月伙食费压缩到九元，在食堂里早晚吃萝卜咸菜，中午找菜价最贱的窗口排队买饭，买不起肥皂、牙膏用食盐刷牙。好在那个年代大家以艰苦朴素为荣，校领导批准我勤工俭学为学校对面的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刻版，我在腊纸上习得一手仿宋体、魏碑体硬笔书法。范铁汉同学在暑假期间和我一起修路挣了五元钱偷偷寄到我家中，查出后化学系党总支将此事当作“学雷锋”的典型加以表彰，给过我经济支援的还有朱毅和杨铁军同学，他们和我建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1999年南开大学校庆老同学到天津聚会时，有个同学私下对我说：“咱们老校长和钱学森都看重你，你听钱老的话改行搞文科是不是上当了？你如不改行说不定是咱们这批学生中唯一能混个‘院士’头衔的呢！”我告诉他正是因为我听了钱老的话，所以时隔30年这次同学聚会时我最显年轻。这些年我出版了820万字的著述，光一本《中华道教大辞典》就546万字，身心大量透支损害了我的健康，1995年几乎百病缠身过劳而死，若非以殊胜因缘习得丹道，岂能有今日自己作得了主的体魄！因之近几年学生告知有几个匿名鼠辈在某杂志和互联网上造谣生事恶毒漫骂时我一笑置之，因为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从业单位地址；不敢对自己说的话举证事实负法律责任；他们满口江湖黑话，聚徒敛财、制造神迹、出卖非法印刷品的罪行无法掩饰；他们像抗日战争期间发国难财的汉奸一样是丧尽廉耻的社会渣滓！修道领域本应为大德、硕儒、高人、雅士相聚之乡，今乃为奸商、恶棍、贪夫、骗子藏污纳垢之地，鲁迅所斥之劣根性一至于斯，岂不痛哉！某地几个经商的丹道爱好者改行推销道书，被当地政府部门查封、拘留、罚款，本来此事与我毫无关系，想不到其同伙竟在互联网上发贴子咬牙切齿咒骂我迫害他们。我受杨石先等老一辈科学家影响固然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但平生不屑与权势者周旋，更犯不着同一些和我素无芥蒂的民间人士大动干戈！看来正邪终难两立，这件事教训我对过去热情支持民间丹道爱好者的态度变得慎重起来，并在拙著中增加了不少揭露江湖术士骗局的文字。改革开放初期的全国性气功大潮，多数学练气功的人民群众和气功师何尝不是一心为了增进身体健康，后来少数伪气功师装神弄鬼靠新闻炒作发了财，于是许多道首、神棍一拥而上非法捞利，终于搞臭了气功的名声，造成灭顶之灾。由于钱学森老师早就来信提醒我气功界鱼龙混杂，不要被坏人利用，因此我那时专心从事丹道调研，没参加气功界的任何活动，没和气功师交往，因此没受任何干扰。今天那些靠互联网和某杂志以秘密形式组成的地下丹道团体又步上原来那些伪气功师奸商化、邪教化、帮派化的老路，正在实施组织邪教、坑骗群众、危害社会的罪恶勾当。由于我自己也是在老一辈学者的扶掖下从艰苦的环境中走出来的，因之对那些来自农村和小城镇、无学历和固定职业的青年丹道爱好者非常同情和爱护，尽管我每天写作十多个小时连学术界的会议都不参加，但当听说他们托多种关系千辛万苦找上门来时，我都热情接待畅所欲言。我平生个性率真从来作不得假，对各阶层的人都推诚相见有问必答，确实也从中发现和培养了一些有用之才，乃至支持了一些民间学术活动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内部刊物。本寂文观禅师曾云：“除却华山陈处士，何人不带是非行！”我花了二十余年时间跋涉江湖深入山林和江湖丹师打交道，其中难免在社会上留下一些是非恩怨的传言，这些年轻的丹道爱好者竟然也曾奔走于多位丹师的门下。有几个来访者分别同我见面后就大骂某丹师欺世盗名等诸多丑事，并说该丹师还收30万元拜师费搞男女双修，又对我有过交往的另一丹师赞不绝口，说该丹师临终遗言教他们找我拜师学道。他们几个来访者不明白我和某丹师根本没有他们想象的那种“仇恨”，我访道的实际情形也非如社会上所传。因为凡我参访过的丹师必有一技之长，道德品质也不会那么低下。其实某丹师把门坎设高些也有好处，这至少用经济手段限制了某些江湖道贩的纠缠，这点钱比他们从某丹师那里骗得的前辈丹家手稿非法邮购所得的暴利少多了。这几个年轻的求道者在遭到冷遇后不久就化名在互联网上发出帖子造谣生事，并以此向某丹师作晋见礼。我取得教训后也提高了门限，就是没有相当学位和职位者概不接见，并逐步积累了识别这些社会渣滓的经验，这批人求丹道的目标不是修道而是谋利，在互联网上的言语也多凶狠刻毒，足以证明他们仅是浮上水面的污垢。鲁迅先生1931年10月在《沉滓的泛起》一文中说：“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仍旧沉下去！”（《二心集》）

行文至此，不妨向丹道爱好者介绍一种拜师求道的方法，称作“跟师诀”，乃先师知非子所传。所谓“跟师诀”，就是跟定一个确有真才实学的内丹学家，在学问和修证上全盘接受老师的思想，做到和老师理、事、法合一，直到形似、神似、心似。京剧演员张学津先生师从马连良先生学戏，真正做到了貌似、声似、形似、神似，丹道的“跟师诀”也应如是。放牛余居士云：“蚂蝗叮住鹭鸶脚，你上天时我上天！”要真正得到真传实授，不向老师交心是不行的，不仅修丹道如是，作学问也如是。年轻的丹道爱好者奔走于多名丹师门下求道，最忌在长者之间搬弄是非，攻击一个吹捧一个，有此类行为者，一望而知其决非载道之器。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尝自戒对年轻的丹道爱好者要适当宽容些，有的年轻人出于对前辈内丹学家陈撄宁先生的厚爱和崇拜，一言不合便在某杂志和互联网上发了些骂阵的文章，我自觉也不是他们几篇文章就能把我打倒的，只要他们静下心来安心修道作学问，仍然前程光明，过往之事未可深究。

    其三，当前，我们对内丹学的发掘和研究，特别是新道学文化的创立，是重铸民族之魂的伟大学术工程，是召唤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战略，是值得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为之牺牲和献身的革命事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丧权辱国之痛，西方列强包括自称“脱亚入欧”的日本，皆张牙舞爪、磨刀霍霍来宰割中国。当时中国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将中国多年野蛮专制、积贫积弱的原因追索到更深的文化层次，发现和平、专制、驯良、忠孝的儒学“羊文化”，在西方征服、民主、竞争、自由的“狼文化”面前相形见绌，不推翻旧礼教传统，不解放妇女，不励行改革就没有出路。鲁迅先生面对处在危亡之际仍顽固守旧的中国社会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救救孩子！”
    从此以后，《天演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成了我国迈向现代社会启蒙思想的主旋律，优胜劣败、革命斗争、弃旧图新、彻底砸烂旧世界被视作社会进步的规律。与此同时，彻底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政治手段推行无神论、人为消灭宗教的思潮；迷信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可以造福人类进而改换生态，征服自然界的思潮；乃至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唯意志论”的极左思潮肆虐着整个中国大陆。今天，当中国13亿人民告别了多灾多难的20世纪，同全世界人民共同迈进21世纪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以无限深情缅怀在上个世纪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流血牺牲、奋斗不息的先烈。正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打败了曾在中国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的日本强盗，收回了被列强割据的香港、澳门，使中国人重新赢得了民族尊严。然而回顾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向往的那种自由、民主、科学、宪政的目标或许尚有差距，然而他们提出“不读中国书”、“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却似乎已经做到了！当前人到中年担当社会大任的新一代人，大多出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激荡年代，那时中国文化的典籍如《易经》、《道德经》、《论语》等早已“纸船明烛照天烧”！至于后来自幼看卡通片、玩游戏机长大的“新新人类”，更不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何物！近些年来，西方社会在经济上追求高利润，在生活上追求高消费的价值观念如洪水猛兽般涌入地球的东方，东方儒学文化圈进入了一个没有伟人、不出英雄、缺少君子的价值观支离破碎的年代。在中国，真正熟悉和研习老子、孔子等中国哲学的仅限于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少数学者，甚至连保障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的中医和针灸等医疗技术也仅是各大医院角落里的小科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被中国人自己边缘化了。历史上中华民族引进外来的佛教文化，是以中国老子、庄子的道学文化作桥梁，以道学术语理解、比附、解释佛学，称之为“格义佛教”阶段。而近代中国哲学的研究，是由胡适、冯友兰等学界前辈肇其端，胡适首将道学文化作为中国哲学之始基，冯友兰则始终以儒学文化贯通中国思想史，然他们却都是以西方哲学的模式来剪裁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即以西方哲学“格义”出“中国哲学”。好在胡适、冯友兰那一代学人都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虽以西方哲学的观点透视中国哲人的思想，但仍不失为一种新颖的研究方法。建国后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又照搬了前苏联的政治模式，仅限于给中国哲学家划定“阶级成分”或分别归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以这种中国哲学教科书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没有胡适、冯友兰那代学人的国学功底，又没有他们那代学人真正的西方哲学功底，直到这批上世纪三十、四十、五十年代出生的学者穷年累月熬成教授、博士生导师，再教出来的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则或几乎息矣。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少数学者对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即这般模样，我认为真正以中国人自己的传统理念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至今还没有起步。哲学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哲学的研究尚且如此，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可想而知。由于近世中国思想家在民族危亡关头难以抑制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情绪，迫不及待地全盘西化，照搬苏俄，跟着外国人的思想观念亦步亦趋，这就错认了祖宗，而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老祖宗。一个忘记祖宗、丧失传统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也是缺乏民族凝聚力的，我中华民族真正的“老祖宗”伏羲、神农、黄帝、蚩尤（中国之战神）开创的民族文化传统不能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衰关乎着我们的民族命运和国运，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是我国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是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命根子。中国要在世界的东方和平崛起，就不能不首先振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不能不把中国老祖宗的传统融化进每个炎黄子孙的思想和血液中。从少儿到小学以至初中，是一个人性情定型、人格成长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生记忆力最强的智慧待开发期，古人正是在这一时期诵习中华圣贤经典，接受本民族文学、诗词、戏曲、音乐、美术、书法等所谓“棋、琴、书、画”的艺术熏陶，以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底。以色列民族之所以屡经劫难而民族精神不失，散布世界各地而杰出人才辈出者，其秘密正在于以色列人自幼就能背诵《圣经》，接受到严格的民族传统教育。而中国现代的教育制度则从幼儿时期便将孩子推入残酷竞争的应试教育之中，这就难怪青少年犯罪激增，社会道德沦落，人生的价值观日益自私和缺乏诚信。失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只是一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二等公民，从人生信仰、思维方式、生活习俗，乃至城市建筑风格，衣食住行等皆失去民族特色，民族精神必将一厥不振。今天，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不得不再次像鲁迅先生那样高呼：“救救孩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古代谓之“士”，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它不属于任何一个经济阶级，却是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代言人，而且知识分子本身又组成一个社会阶层，是民族命运和社会良知的体现者。我中华民族自三皇、五帝至于三代时的政府，都设有一个知识分子聚会的地方，黄帝称“合宫”，尧舜时称“总章”，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这就是古代的“明堂之制”，具有太学议政、选贤能（又称辟雍）、禅让天子（称封禅）等功能。“庶民”特别是“士”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吕氏春秋·自知篇》云：“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轺。”今日天安门前树立的“华表”，实际上就是由古代专供老百姓提批评建议的“谤木”演化而来。中华古文明，源自母系社会氏族公社时期的原始道学文明，本来就有“自由、平等、博爱”（即《道德经》之“安、平、太”）的民主传统，而知识分子就承担着维护这一民主文明精神的历史使命。直到战国时齐国设立稷下学宫，聚集了一批知名学者从事教学、著书、议政的工作，所谓“不治而议论”，说明我国的学校早就有传道和议政的双重功能。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临近灭亡时，几乎都要首先出现残杀知识分子的历史事件。而后虽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代的党锢之祸、明清之“文字狱”和“党禁”，乃至清末戊戌变法谭嗣同等人的喋血，然知识分子的“士气”尚未丧尽。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明末东林党人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再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无不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风骨和使命感。这就是说，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就是鲁迅先生在晚年赞许的那种“中国的脊梁”。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所谓“知识分子”，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取得某种学历或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就可以称得上“士”的。这种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要能通晓中华文明的精髓，与中华民族的兴衰同命运，有“正大光明”的浩然之气，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终生奋斗的毅力和牺牲精神，有包举宇宙为全人类谋生存的胸怀，有不为当权者富贵荣辱的诱惑和威胁所动且能独立思考敢于仗义直言的气节和风骨，方可谓之有“士气”。所谓“士”，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才称得上真正的知识分子。这种真正的知识分子借助伏羲、神农、黄帝、蚩尤等老祖宗所遗留的传统文化的力量来救中国，进而救世界，不但要有士气，还要始终保持良好的学风和文风。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兴衰，只要认真考察那个时代的士气、学风和文风，就可预测而知矣。

    上个世纪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聚集了一批持不同政见的学者，从而掀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批知识分子有士气，又有良好的学风和文风。当时还有一批知识分子漂洋过海，为国家的富强留学海外，回国后都能独当一面，以所学的各科文化知识报效祖国。正是因为那一代知识分子有士气，学风和文风没遭到破坏，所以中国虽遭西方列强的宰割和日本强盗的的蹂躏，但中国没有灭亡，民族仍又复兴，还搞成了震惊世界的“两弹一星”国防工程。然而自“反右派运动”及一系列“革命大批判”运动一直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批知识分子受到政治迫害噤若寒蝉，而一些阿谀奉承、投机钻营之徒包括郭沫若先生痛斥的那些搞大批判为生的“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乘机爬上高位，知识分子的“士气”大受伤害。在中国学术史上，凡属政治变革时期，往往也是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时期，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学术腐败和学风不正的现象。魏晋时期汉代经学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出现了玄学、佛学、神仙道教等流派，黑暗的门阀世族统治和长期的社会动乱也使学风日见衰替。《三国志·董昭传》云：“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近世之学风败坏，莫过于“文革”后期之“评法批儒”政治运动。著名高校的某些学者追随官方的政治意图推崇法家，藐视道家，诋毁儒家，颠黑倒白地丑化周恩来总理，搞影射哲学。全国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适应政治环境创新出一种旷古少见的名为《致敬电》的文体，文风又败坏到极点。“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的学风和文风一直没来得及得到认真清理，就又在商品经济大潮下误入市场化、功利化之途。某些学术机构和学者为了评博士点、评职称、评各类奖项和资格，以功利为目的突击出书，托关系发表文章，凑假数据报科研成果，形成在低水平上重复的学术研究和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浮躁学风。由于无法形成权威和公正的学术评审机构，只能突出权力的参与作用，一些人为功利目的粗制滥造顺时应景的学术成果，甚至拉关系搞交易雇用媒体炒作，乃至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的现象时有发生。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学生虽生逢“文革”、“上山下乡”等政治运动历尽坎坷，但生活意志亦受到磨练，尚能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在“改革开放”后不乏能担当大任的人才。流风所及，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尚未丧失民族精神，他们促进了时代的市场经济大潮并自发地展开了对传统文化的大讨论。至九十年代在互联网和各种媒体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不再关心政治而追求生活享受，以到外资企业任职为荣，力图尽快在高消费的社会中出人头地。个中因缘，有不堪言者，有不忍言者，特别是某些教授或“儒学大师”，道德败坏者有之，投机钻营者有之，里通外国者有之，触犯刑律者有之，泄露国家机密者有之，贪污腐败者有之。而大学生中则有自杀者，有杀人者，有搞传销者，有接触毒品者，有卖淫者，有“代孕”者，“礼义廉耻”之缺失，以及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无知，已勿论矣。

    当代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敌对势力虎视中国，我们如果以为生逢“太平盛世”忘了《国歌》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必然要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台独”分子李登辉提出的要把中国分而治之的“七块论”，反映了亡我之心不死的某些霸权主义分子的“心声”。世界列强争夺石油等资源和增强军事实力的势头丝毫未减，核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不能居安思危，以粉饰太平的心态自我麻醉，没有历史紧迫感，就减弱了我13亿人口的安全保障。当前如何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有利于海峡两岸的同胞尽快统一，有利于真正消除官场结构性的贪污腐败，才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要成为21世纪的世界强国，最重要的不再是国土和资源，不再是经济实力或军事实力，而是要靠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的根基是文化传统。日本在国土资源上处于劣势，但明治维新的制度改革很快使之成为世界强国。政治制度的要害之处是尽可能地缩小贫富差距；有效扼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出现既得利益集团；为各类创新型人才制造接受教育和发挥才干的环境和条件；能树立社会公正原则为本国人民提供思想自由及政治、生活、安全的人权保障。美国那种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初期不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因之吸引了全世界的大量资金和人才发展为超级大国。现在日本和美国的政治制度逐步僵化，既得利益集团形成 ，特别是在文化上开始走向困境。我国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建国初期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消除贫富差距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然而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没有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反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自阉式”的摧残和破坏。我们没有利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良机把道教的关帝信仰和儒家伦理观念传播到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从而在心灵根基上加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纽带，而拉萨药王山已有的关帝庙却成了“文革”破“四旧”的对象。我们也没有充分利用道教的妈祖信仰以巩固中国大陆和台湾、东南亚华人的血肉联系，反而以政治手段推行无神论、人为消灭宗教去割裂这种文化纽带。我们没有认识到传统文化本身就是我们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反而自己做了妄图搞“文化台独”的台独分子和藏独分子想做又难以做到的事！对于大中华56个民族的大家庭来说，只有儒、道、释互补的传统文化才是和每个中国人血肉相连的文化基因，任何政治宣传和外国哲学如果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都不可能有恒久的征服人心的力量。中华民族要统一和复兴，首先需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统一和复兴。在这个霸权主义肆虐的世界上，如果人类还有20年的和平时期，我们应立即全面推行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使我们的祖国更加强盛。一个民族所能得到的历史机遇并不会很多，中华民族不应该再错失历史良机了！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生所学仅为《四书》、《五经》，他们以此应付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富贵。佛道二氏之学被斥为旁门，特别是道教内丹学则流入抱道肥遁的山林高士之手。近世以来废除科举制，学校主要教授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儒、道、释谓之国学，研究者仅是少数专家，道教内丹学则流入江湖术士之手，在师徒间秘传。我之所以致力于内丹学之研究者，决非想与此辈江湖术士争一日之短长，盖因当今之世中国传统文化元气大伤，需要从这种古老的丹道文化中汲取营养，以重新开发出其生命力。王重阳在异族入侵时融汇儒、道、释三教之学创立全真道，以内丹学传承，就是因他独具只眼，看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全在内丹学之中。陈垣先生早已识破王重阳创全真道、传内丹学的用意，在于为中国传统文化保存火种，使其在历经浩劫之后断而仍续、亡而复存，这就是我不惜耗时26年调研丹道的原因。至于我不惜笔墨在这本学术著作中揭露一些江湖术士的造谣诬蔑，这也不是对这些四处流窜的宵小之徒的鬼蜮行为缺少宽容，自失身份遂其借机出名抬高身价的狡计。因为在我们这个出过汉奸和伪军的国度里，许多事业都坏在这些害群之马的手里，他们的劣根性为争名谋利不择手段，一切真正热爱丹道文化的正义之士必须提高警惕。譬如现在驾车外出大家都担心交通事故注意安全，然而社会上却有一批专门制造交通事故讹诈事主钱财的犯罪团伙，因之在中国要发展一项事业首先必须敢于对付内部出现的蟊贼。气功、丹道、养生、术数等学术领域曾经是鱼龙混杂的江湖术士的世袭领地，将其提升到学术界等于砸了以此谋生的江湖骗子的饭碗，他们越是咬牙切齿气急败坏，恰好说明我们为人民谋利益的事业是正义的！

    老子道学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的复兴，已是可以预见的大趋势。上个世纪，先是1973年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轰动。继而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又于1993年出土了竹简《老子》甲、乙、丙三组。古人云“国之将兴，必有祥瑞”，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也是如此，《老子》古本的面世便是祥瑞。过去一个世纪西方各国越来越重视中国道学文化的研究，他们从老子的生态智慧中发现了西方文明的出路，不断召开大型国际会议，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欧洲诸国都相继建立了相关的学术组织。时间进入21世纪，中国大陆各科研机关、高等院校、名山宫观召开的有关老子道学文化的学术会议成倍增加，还有不少学者、离退休干部、甚至一些企业家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研究道学文化和注释老子《道德经》的著作，这说明道学文化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已人心所向，老子道学文化复兴的时代确实到来了。
    我们选择老子的道学文化作为中华民族21世纪的文化战略，首要原因是道学文化和我国的现行社会制度及政治理念并行不悖。道学文化的根本思想肇始于无阶级、无压迫、无剥削的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社会，这是一种原生态的共产主义社会，显然是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的出发点。老子《道德经》云：“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77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81章）这无疑又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和共产主义思想。老子《道德经》云：“治人事天，莫若啬。”（59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67章）“甚爱必大费，厚藏必多亡。”（44章）“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46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9章）这是一种建构节约型社会，反对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思想，今天对我们的国家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老子是人类辩证思维的鼻祖，他“辅万物之自然”的思想，“知和曰常”的思想，反对不义战争和无辜杀人的思想，“尊道贵德”的思想，蕴含着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维护世界和平，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文化资源。同时，老子的道学文化本来就是一种世界文化，是引导全人类奔向大同社会的文化，是充满自由、民主、科学精神的文化。老子是世界的哲学之父，也是全人类的自由神。老子哲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不仅能使中国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建立在本民族的传统思想之上，而且也使世界哲学思想的话语权在中国扎根。现在《道德经》在海外译本之多仅次于《圣经》，老子还被美国《纽约时报》评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一。严复《老子道德经评点》云：“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人们不难发现，历史上老子道学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弘扬和传播，几乎是和当时社会的开放和民主程度成正比的。今天老子道学文化的复兴，便预示着中国社会民主、科学、统一、强盛、均富、和谐、自由、开放时代的到来。

    其四，破解内丹学之秘，实际上就是创建内丹学，这和开创新道学文化一样，都是前所未有的学术事业，是不可能不遇到干扰和挫折的，这就需要在为人、为学、为道上提高个人心理素质，善于运用老子的策略思想，敢于为这一事业奋斗不息，庶可有望取得某些阶段性成果。凡属一种牵涉到千万人利益的正义事业，决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功，这就需要我们在开创这些新学派时，一要讲清这项事业的意义以吸引和召唤同志，懂得寻觅战友，团结同志共同奋斗；二要懂得“托付”，善于“托付”，即把自己完成不了事业“托付”给后人，并把自己的经验教训也传授给后人，使这一正义事业能继续下去。
    所谓寻觅战友，就是寻觅那些敢于为此目标而奋斗，并且在“为人”上有斗争精神的人。我在中学时代，最喜欢读的是李白、鲁迅、莎士比亚、屠格涅夫和普希金的作品，当然那时官方组织学习《毛泽东选集》，我也认真读下去，从中领略了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发现这些人在性格上都和我有心灵相通之处。考入南开大学之后，中文系的李何林教授和外文系的李霁野教授都是研究鲁迅的专家，我不仅在“文革”期间抄大字报时学会了李霁野教授写大字报用的那种“鲁迅体”的书法，离校后还在乡下收到一封李何林教授的来信，这使我更热心阅读鲁迅的著作。鲁迅先生在1934年《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世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花去生命的几乎全部。”鲁迅先生所批评之中国人最有特色的劣根性，就是“内斗”，凡见到为某种事业而奋斗的人，权势者则刀斧相向，深文周纳，栽赃陷害，打棍子，扣帽子，揪辫子，总会给你编出“十大罪状”压死你；无权势者则在背后向你发暗箭，泼污水，制造出许多离奇的谣言骂死你，这就是我国历史上志士多遭厄运的原因。我对鲁迅先生这类描述体会颇深，盖因我生性十分倔犟，认准的路就要走到底死不回头，如今我已活过鲁迅先生的年龄，人生的路大多是在逆境中走过来的。我童年时期，因为脾气犟得出奇,家乡父老便提出一种解释，他们把儿童头上毛发呈旋涡状的地方，称作“旋儿”，认为小孩脾气倔犟的程度是和头上“旋儿”的多少成正比的。我们村子里的儿童头上生两个“旋儿”的已不多见，唯独我头上生了四个“旋儿”，这大概注定了我一生予盾重重，争斗不休，走到那里都是群吠狺狺、诽谤不止的原因。十多年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和某些当权者、“儒学大师”发生遭遇战，搞得全国哗然，后来外地某高校的一位老朋友大概听到不少传言，遂善意劝诫我既然研究道学，何以如此“好斗”，有失道德。我曾写信为自己答辩说：“大丈夫之处世也，定乎生死之境，通于荣辱之理，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吾视鼠辈之诽谤蔑如也。我本性情中人，平生嫉恶如仇，以为多小谨者无成功，缺胆识者不英雄，有来犯者，我必随缘斗而不悔。斗战胜之是谓佛，妄语造业则为魔，代佛杀魔，便是斗战胜佛。只要性根不昧，人世间之矛盾斗争，不过如隐有杀机的弈棋、垂钓游戏，吾藉此磨炼性情自得其乐而已。天之生人，使命不同，故仙佛修炼之路也多途，皆因人而异，苟得三禅妙乐，地狱也是天堂，此《指月录》所以讲黄面老瞿昙不入，调达大魔王不出也。《文子》曰‘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真性谓之德’，这便是我的道德。”我一直不相信流言家真有把人整倒的力量，对手一旦到了在背后造流言伤人的地步，也就有点无奈为人所不齿了。流言如一面镜子，但照得不是被伤害的人，而是流言家自己的真实形象。旅居美国的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之书》中说：“困难与障碍，如果能适当地加以了解和利用，常常可以变成出乎意料的力量源泉。在各位大师的传记中，你会发现，如果他们没有遇到困难与障碍的话，就找不到超越的力量。西藏的伟大战士格萨尔王（Gesa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流亡历程是西藏文学中最伟大的史诗。格萨尔的意思是‘无敌’，没有人能够打败他。从格萨尔出生的那一刻起，他有一位邪恶的叔父，名叫洛东，就想尽办法要杀害他，但每次都让格萨尔越来越坚强。事实上，由于洛东的努力，才使得格萨尔变得如此伟大。因此西藏的谚语说：如果洛东不是这么邪恶诡诈，格萨尔不可能爬得这么高。”（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48页）金庸武侠小说的顶峰为“独孤求败”，这说明人生的对手越高，自己的才干也增长得越快，没有对手的战斗不能称作“战斗”。当然对江湖上那些下三滥的角色，可以先随便它们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叫去，要“战斗”就不必分心去欣赏它们的“小夜曲”。道教内丹学既然是曾经流入江湖的文化，江湖又多险恶，因此我奉劝热心此道的战友们要有“斗争精神”，学一学鲁迅先生的风格。鲁迅先生1925年3月在《两地书》中说：“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中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天无绝人之路，凡为开创内丹学和新道学和我志同道合的战友，就要敢于同各种邪恶势力作斗争，为了民族大义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除了“为人”之外，还有“为学”与“为道”。内丹学是探讨人类生命和心灵奥秘的学问，是人类最终认识自己的科学，因之它必然要综合中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等几乎与人类发生、发展相联系的所有学科，决非像江湖术士所宣扬的那样拜他们为师学几句口诀就完事。吕洞宾、陈抟、刘海蟾、张伯端、王重阳、马丹阳、张三丰、陆西星包括近世的陈撄宁先生等内丹家皆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少人参加过科举考试甚至出仕过地方官吏。内丹学本来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发展起来的学问，这些内丹家厌恶科举和官场，“英雄回首做神仙”，才开创了丹道这门富有学理的学问。到现代进行内丹学的研究，不仅要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还要有足够的西学功底，陈撄宁先生已开始汲取西方科学知识研究内丹学，我们要沿着这条正确的路走下去，不要再听任古人遗留下的这一宝贵文化遗产沉沦于贩道骗财的术士之手，靠“不死成仙”、“独传秘诀”等江湖黑话诱惑百姓。《续指月录》载居慧禅师偈云：“百尺竿头弄影戏，不唯瞒你又瞒天。自笑平生歧路上，投老归来没一钱。”我为此访道26年，所参访的内丹家皆有一技之长或得到部分丹诀，但包括陈撄宁先生在内并没有一个真正修炼成功的神仙。我的真正目的也不是靠他们几句丹诀修炼成仙或长生不死，而是要将他们各自的一家之言、一派之长集中起来，破解内丹之秘为人体科学做出贡献，为全人类造福。我见过的某些有真传实授的内丹家，执于一家一派之言自以为已得全诀天下第一登峰造极，也不过是见到“玄关一窍”，丹家谓之“摸到造化鼻孔”；或静坐久了发生五彩“金刚链”等“异象”，佛法谓之“见到某些光影”，达到此水平已世间少有了。但到头来，多数内丹家收了一辈子徒弟，讲了一辈子道，终究是“瞒人瞒天”弄了一辈子影戏，大限一到伸腿去了，谁再找他去做见证？临济宗天童昙华禅师偈云：“蜻蜓许是好蜻蜓，飞来飞去不曾停。被我捉来摘去两边翼，恰似一枚大铁钉！”眼下江湖术士皆自称得到什么隐修的真人、高士传授，其实中国山林中哪有这么多高人？既使果有真仙驻世，也不会专去找那些在互联网上招摇撞骗的宵小之徒去传法，帮他们盗名谋利。以我访道的亲身经历而言，奉劝世人切莫轻信江湖术士编造的这类神话。我今天既已将千古相传的各派丹诀尽可能地收集到一起，这其中包含了我多位先师终生的心血。读者若问我丹道修持最终结果究竟是什么？我只能说研究以后才知道，实验以后才知道。因为内丹学只有搬进学术研究的殿堂，发动国内外的许多杰出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医学家、脑科学家以此为基础共同开展研究，内丹学才能超越古人重开生面，才能真正有发展有前进，才能真正揭开内丹千古之秘并进而解开人类生命和心灵的奥秘，我的奋斗目标也就达到了，这也正是我和江湖丹师“道不同，不相为谋”之处！内丹学的研究，本来应该以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为主力，才能逐步消除丹道话语权上的江湖习气，建立良好的学风。有志于研究内丹学者，须知人类生命和心灵奥秘的揭示，和天体物理学、高能物理学、精神分析学、精神现象学、脑科学、心身医学、心灵哲学等息息相通，涉及到天体演化、生命起源、物质结构等科学前沿问题，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是不行的！内丹学家不能拒绝现代科学，不能为江湖术士以人造神迹来反科学的闹剧张目。现代科学的精华在高等数学之中，我们至少应对高等代数、拓朴学、复变函数、非线性偏微分方程有所了解，知道事物的运动轨迹大多是非线性的，它可以有多个独立的解，从而不受简单因果律线性思维的束缚！

    在“为道”方面，我曾传有“跟师诀”，以为学者修道之用。然而我又说破，当下遍布海内外所有传道的丹师，十之七八并无真才实学，以借道敛财的江湖之辈居多，人们从互联网上讨论丹道的帖子看，其话语权也是江湖习气占上风，其中之佼佼者，也不过“摸着造化鼻孔”或“见到某些光影”，尚非驻世的神仙。大慈道俦禅师赠制鞋匠偈云：“透底工夫做已圆，须知密处自心传。脚根着地随他转，踏到驴年也未穿”。然而中国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真正修道成功的神仙呢？答案是肯定的，有！正如密宗大圆满、大手印修至虹身者并不罕见一样，丹道修炼成功者也必有其人，至少吕洞宾、陈抟、张三丰可以肯定为得道之真人。释迦文佛和太上老君所传佛法和丹道皆非虚语，关健之处是修道者能否得到释迦、老子的“心传”。至于求得释迦、老子“心传”的方法，就是用心千遍万遍地阅读释迦的佛经和老子的道经，包括《参同契》、《悟真篇》、《敲爻歌》、《无根树词》、《金丹真传》、《修身正印》、《丹经秘诀》、《五篇灵文注》等丹经。《庄子·人间世》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人能专心致志地读书，既要读之以心又要读之以气，与释迦、老子、吕祖、陈抟老祖、张三丰真人心心相印，声气相通，就会发生心灵感应，打破时空界限，直接同释迦、老子及仙人对话，得到古仙的“心传”。我们能精诚所至地使古仙复活，直接同古仙对话，近世丹师包括陈撄宁先生等人就不再成为障碍了。当年陈健民上师随黄蘅秋老居士乘飞机到印度朝佛，没带多少有关大圆满、大手印的法本，后来陈健民上师要著《大手印教授抉微》等著作，写信向海外诸居士借阅大手印法本、译本等，但彼等不同意陈健民居士敢于在传法时独抒已见，对前人之观点多有批评的做法，推托不肯相借。陈健民上师在《大手印教授抉微·结论》中答辩此事云：“此书著作计划，曾引起彼等注意--有劝勿据今译以评藏文原本；有劝勿以己见为高而卑视古德；比谢以诗曰：谢君一片老婆心，半说高低半古今。无奈金刚眸子里，未许时（古今）空（高低）挂胸襟”。可知在陈健民上师眼中，古人和今人，印度和西藏，本来没有什么时空障碍，那些成名的上师、古德怎么批评不得？不仅密宗如此，丹道也如此，一些江湖宵小之徒都给自己树一个偶像，挂出祖师爷的牌子以售其奸，别人在学术研究中对其供奉的牌位稍有触动，即刻如丧考妣，足见其不成器也哉！无奈在我辈学人眼中，两千五百年前之老子端在目前，可以对话，可以请教，未敢以时空为阻隔，近世之丹师有何德何能而可自秘其术乎！按佛道之真见地，一粒微尘包三千大千世界；十万八千劫具一念中。茫茫宇宙在吾掌内；事物万变，机生乎心。大千世界犹如一“因陀罗网”，事物相互间普融无碍、摄入无碍、交涉无碍、理事无碍；过去不已灭，未来不新生，现在不孤住；时空互化，隔世异成；老子之函谷关紫气犹在，楼观台讲道未终；释迦之“法华法会”不已散，“龙华法会”不新开。吾辈求道不亲询于释迦、老子，反任江湖丹师挟术自炫，岂非儿戏乎！因之我奉劝广大丹道爱好者，有我此《丹道法诀十二讲》引路，完全可以自己去佛道诸经书中求知解惑，已足够修持之需了。拙著在话语权上不仅继承了古丹家与造化小儿争权的优良传统，不受西方工具理性之曲解；又开创了内丹学的学术风格和科学精神，剥离了术士们贩道骗钱谋生的江湖黑话，为现代学者们治丹道性命之学奠定基础。号称“万古丹经王”的《同易参同契》云：“思之务令熟兮，反复视上下；千周粲彬彬兮，万遍将可睹；神明或告人兮，心灵忽自悟；探端索其绪兮，必得其门户。”这就将求取丹道真传的方法揭示得一清二楚。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注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百遍且然，况千遍万遍哉！故诵之万遍，妙理自明，纵未得师授口诀，久之亦当自悟。其悟多在夜深或静坐得之。盖精思熟味，反复玩诵，蓄积者多，忽然爆开，便自然通，此之谓‘神明或告人兮，心灵忽自悟’也。《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诚之极也。”辨难答疑至此，已无言可辨，已无疑可答，不仅内丹学如此，新道学的研究也如此，凡我志趣相合之道友，勉乎哉！